生活在欧麦拉的人

在众多问题当中，有一类问题我把它们称之为“本质问题”，也就是，尽管人们总是有可能在充分的讨论和沟通当中进一步阐释和相互理解，但是当我们最终追溯到这些本质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数量屈指可数，且无法继续分化成更多的问题。

每当这个时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赞成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认同什么样的社会，也就充分暴露出来。其他所有的分歧也都建立在本质问题的答案分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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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流浪地球大火的时候，有一段很久之前刘慈欣和江晓原的采访对话被翻出来，对话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刘： 在一个太平盛世，这种不相信的后果好像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在一些极端时刻来临之时就不是这样了。看来我们的讨论怎么走都要走到终极目的上来。可以简化世界图景，做个思想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 我不吃。

刘： 可是宇宙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俩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现在选择不人性，而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江： 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我觉得不吃比选择吃更负责任。如果吃，就是把人性丢失了。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才有了今天的这点人性，我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我要我们三个人一起奋斗，看看有没有机会生存下去。

刘： 我们假设的前提就是要么我俩活，要么三人一起灭亡，这是很有力的一个思想实验。被毁灭是铁一般的事实，就像一堵墙那样横在面前，我曾在《流浪地球》中写到一句：这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那就是死亡。

江： 这让我想到影片《星际战舰卡拉狄加》中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在你刚才设想的场景中，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一个科学主义者，可能是通过计算“我们还有多少水、还有多少氧气”得出这样的判断。但文学或许提供了更好的选择。我很小的时候读拜伦的长诗《唐璜》，里面就有一个相似的场景：几个人受困在船上，用抓阄来决定把谁吃掉，但是唐璜坚决不肯吃。还好他没有吃，因为吃人的人都中毒死了。当时我就很感动，决定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不吃人。吃人会不会中毒我不知道，但拜伦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丢失人性。

如果生存的代价是牺牲人性，这个生存是否还有必要？在我看来，这是“本质问题”之一。其“本质”来自于，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如何定义“人”本身。

如果“人”只是这个世界上众多物种之一，和其他动物没有任何区别，那么抛弃人性选择生存，加入生态食物链，厮杀以求存活，这当然没什么不对。

但如果“人”不是因为其数量和力量脱颖而出，是因为其智力、理性、思考、悲悯与共情而有所不同，那么人性就是作为“人”不可抛弃的本质特征，失去人性则意味着失去作为“人”的资格。

几年前我很迷恋功利主义。多迷人啊，所有人的收益和损失都是可以被计算的，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取多数人的幸福，多么迷人的解决方案啊，只要可以计算清楚，就不存在道德困境了。

后来慢慢发现，道德困境永远存在，是因为现实并不能被这样精密计算。牺牲1个人可以救100个人的时候，也许选择牺牲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牺牲1个人，却只能救10个人呢？又或者是只能救1个呢？
如果牺牲1个人救100个人，却不能保证存活率，有可能100个人都获救，也可能1个都救不了呢？
如果牺牲1个人的后果并不是拯救另100个人的生命，而是让这100个人分别获得一点快乐呢？
又或者，如果你就是要被牺牲的那1个人呢？

厄休拉·勒吉恩写过一个故事，在一个叫做欧麦拉的城市，这里的公民都生活得非常幸福，他们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剥削与压迫，也没有残忍的武器。只是有一样，在城市里的某一处，地下室里，密闭的房间里，有一个孩子，他营养不良且生活痛苦，他在其中忍受一切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勉强度日。

城市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的一切美好都是因为这个孩子，一旦这个孩子被接出地下室，结束痛苦，那么这个城市的一切也都将消失。

当然，选择让孩子继续遭受苦痛的人享有幸福，但他们大概始终会面临两个诘问：1.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快乐是否能够成为长久且纯粹的快乐？ 2.自己是否也可能变成地下室里的孩子？

如果人们认可“为了战胜瘟疫可以牺牲一切个体幸福“，这样的”个体幸福“包括但不限于：剃光护士的头发、闯入私宅捣毁麻将桌、不戴口罩的人被扇耳光、医院全面停诊导致重症患者无医疗资源可用、强制大规模集中隔离、还有为保持所谓稳定而全面禁封的舆论环境、大规模违规不可显示的网课……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面对下面的问题：
即使从最功利的角度，如何证明付出代价的是“少数”，而他们遭受的痛苦可以换来等量甚至更多的福祉？
就算一个重症患者无处就医确实可以换来一个疫情患者的康复，我们又不得不问这样的交换是否有悖于某种根本性的原则？

不少人抱着和刘慈欣一样的想法，认为事急从权，非常规状况就可以进行非常规牺牲，因为他们至少认为这里存在一种更高的目的。对于刘慈欣来说，这种更高的目的是全人类的存活、文明的延续，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可以适当失去一些人性，一些人可以为此进行牺牲。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当前的更高目的就是“战胜瘟疫”，为了这个目的，一些人的安全、自由、健康可以牺牲。

这将我们引导到下一个问题：“战胜瘟疫”的实质性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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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并不是第一次经历瘟疫，也不是第一次从瘟疫里存活下来。就算不考量传染病的历史，玩过瘟疫公司就知道，瘟疫要胜利，需要杀光所有人，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人幸存，瘟疫就失败了。

所以整体上来说，过去、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是且几乎永远都是和瘟疫斗争的“胜利者“，人类永远都会“战胜瘟疫”，只是几乎必然的结果。即使这个尺度缩小到本国、本民族、本城市、本小区……结论也是一样的，只要瘟疫没有灭绝所有人，只要还有一个人存活，人类就是“胜利者”。

所以如果说“战胜瘟疫”是必然的结果，几乎无需大力争取就可以得到，那么它就无法构成那个“更高的目的“，无法成为牺牲的理由；那么人类为之努力的，就不是“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而是在任何方面、任何群体里，追求最小牺牲。

追求最小牺牲意味着，不能为了瘟疫病人而放弃普通病人，不能在试图战胜瘟疫的同时造成也许更大的牺牲。

让我们回到那座城市，无论那座城市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它叫欧麦拉还是耶路撒冷，它是一座人类生活的城市：

很久以前，城市里发生了一次瘟疫，经验丰富的统治者说，最快解决瘟疫的办法是烧死城里所有的人，包括患病的和健康的人。

过了几年，城市里发生了第二次瘟疫，人们开始觉得烧死所有人太残忍，于是有人提议封城。如果封城的话，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死，有的病死有的饿死，但或许也有人可以活下来；但无论如何，城外的人很安全。

再过了几年，城市里发生了第三次瘟疫，这次人们发现瘟疫的传染性没那么强，需要深度接触才传染，而且致死非常缓慢，得病的人当然痛苦，但可以活很久。于是有人提议说，这样的病没法直接消灭，我们得给得病的人都刻上刺青，方便识别，并且不允许他们进入城市和人多的地方，至于他们如何生活，就由他们去吧。

第一次瘟疫发生在人类社会愚昧之时；第二次瘟疫发生在文明伊始但人类尚且不知道如何对付传染病之时；第三次瘟疫是发生在欧洲的麻风病，病人被识别，并被全社会抛弃。

在生存问题面前，人性问题是否还是一个问题？是否在任何极端状况下人类都有需要保持的底线和不能被牺牲的东西？

所谓本质问题就是，当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少真的存在缓冲区域，大部分时候人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难以调和。

以文明的尺度，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答案就是人性很重要。

以更宽的尺度来说，在文明发展之前，在纯粹的动物性面前，我们无法自说自话地相信这里有唯一答案，正因为另一种答案在另一种尺度上显得似乎更为正确，所以它总有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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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有时候我在想，也许正因为保持人性是反自然的，我们才得以越过最初的野蛮、抛弃烧死所有人的残酷，经历几千年，最终才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是可贵的，是不应该不轻易放弃的。

在《离开欧麦拉城的人》小说结尾，作者写道：

偶尔会有一个年轻女孩或男孩，在见过那孩子后并不哭着或愤怒的回家，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回家。有时候少数成年男女也会沉默上一两天，然后离开。这些人走上街，沿着马路独自前行。他们一直走，穿过漂亮的城门走出欧麦拉城。他们一直走出欧麦拉的郊外。

他们每位都独自一人，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男人或是女人。夜幕降临，这些旅行者们必须沿着村庄小径，经过那些窗里透出橘黄灯光的房舍，走进黑暗的田野。孤独的，他们向西或向北，走向山峦。他们继续。

他们离开欧麦拉，向前走入黑暗，他们不再回头。他们要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还不如这欢乐之城，我不知该怎么描述。有可能那些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可他们似乎知道自己要去哪——这些离开欧麦拉的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