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ly at Large与北京清理有关的五个问题
背景：2017 年冬天，北京为了完成其控制人口的政治目标，在城中村进行大规模的外来人口驱逐，并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低端人口”等字眼。我彼时住在北京，对此十分震惊，本文写于当时。2018 年初，我选择离开北京，到深圳居住。
前几天看到有公众号去采访北京人对这次人员清理的看法，而其中采访的三十个北京人也毫不令人失望，绝大多数表示支持。无意冒犯，但这个黑色幽默实在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在讨论北京人（即使只是一部分）是否有资格要求外地人离开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1、今天的北京人上一辈也是北京人吗？再上一辈呢？倒退100年呢？
按照本地人对城市的占有理论，今天真正有资格赶人的只有北京周口店人。由于清朝王室也是从关外打进来的，所以认真推敲起来，连溥仪都是外地人。
2、这块地皮是北京原住民的，但城市设施也是吗？商场也是吗？图书馆也是吗？地铁也是吗？
从产权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我国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没有北京人什么事儿。
那么城市设施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聚集所建设的必然结果。
假如没有任何外地人到来，必然不会有规模化的城市建设。当我们说“不会有”的时候，不是指外地人作为工人建设了这座城市，而是大量人口的剧集导致城市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建设起来的基础设施。
不过其实以上两个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究竟是属于谁的？
1
城市属于谁
当我把问题变成“城市究竟属于谁”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城市是怎么来的” 。
同样作为人类聚集地，城市和村庄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建立在农业基础上，而前者建立在非农业基础上。而近代商业城市则是伴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的。
工业革命的发展，把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进入工厂流水线，成为整个工业体系的一份子。
人口不断往城市聚集，于是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生活需求，衣食住行乃至文化的基础设施也不断建设起来，商场出现了，公共交通出现了，图书馆出现了，学校出现了……
而影响“什么样的城市会发展壮大”的因素有很多，大部分时候是因为地理条件，有时候还有政治环境的叠加。
如果没有那些逃离西班牙专制统治而来到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徒、犹太人、银行家、工匠，阿姆斯特丹将永远是属于一小撮原住民的小渔村；
如果没有那些随着改革开放的号召离开土地涌入深圳的全国各地人民，深圳也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发展本身就和人口的大量涌入高度相关，并且人口涌入的数量和城市发展的规模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
人口涌入得多了，城市就会向着外围扩大，从而建设新的公共设施来匹配扩张的人口数量。 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北京，晚清的北京城市规模很小，今天的中关村和高碑店当时都不是北京，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些本来属于河北的地方也变成了北京。
同样，如果人口大量外迁，就会产生“鬼城”，边缘不发达的区域就会闲置，人们自发向核心区域聚拢，虽然城市楼房没有变少，但城市规模变小了。 这个例子可以参考东三省的很多城市。
由此可以回答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城市到底属于谁？
城市的发展本就依赖于人口聚集，以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程度来看，我们很难说城市到底可以属于谁，相对准确地说法可能是，城市本来就属于所有人。
2
城市是否需要控制人口
近50年来全球人口暴增。
50年前，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全球屈指可数，除了纽约之外，上海勉强超过。而2014年中国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已经有了88个。
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还会越来越大，当大到一定的时候，大城市与周边城市就联结在了一起，成为城市群。未来的大城市，一定都是超级大的城市群，只有多中心的复合型城市，才有可能应对未来的城市人口规模。
图1：全球人口增长示意图
如果从全球角度说我们应该要控制人口增长速度，那城市是不是也要控制人口呢？
不见得。
全球人口必须控制是因为地球资源有限，而“城市”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体。
前文在回顾城市的发展历程的时候已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城市是生长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也在扩张，新的设施和资源供应被建立起来，满足新阶段的需求。
如果今天的北京人口回到民国时期的北京，恐怕很快就会陷入混乱，因为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当时北京城城市设施和建设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是以今天北京出现的一些城市病就得出结论说这座城市已经饱和了，不但不能接纳更多人而且还要把已经在这里生活的人赶出去，那恐怕就太古板了。未来的北京及其设施建设也必然不是今天北京这样的规模。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北京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如此严重呢？
每一项单独的城市病背后都有很复杂地成因，人口一定有影响，但是人口一定不是主要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以我目前粗浅的认识，造成北京城市病严重的主要是两大原因：一是城市规划的问题；二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规模发展。
城市规划的问题很好理解，北京的棋盘状城市布局有其历史原因，而城中道路并不规整，除了主要的大道之外，深入城区内部的小道非常不规整，难以承担城市的疏通功能。
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有一篇文章谈得很好，叫做《城市化的下一城，要终止“摊大饼”》。其中的主要论点是，一个城市不应该只是强调道路要宽，要处理好“密度”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毛细血管”。 他以美国和日本的很多案例来说明城市的宜居性和规划应该怎么做，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引用其中一段内容，我在下文会写到类似的问题：
“密度之所以重要，我认为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密度够，分工就发达。我有过十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农村没有卖早点的，因为需求不够；反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早点就是大产业。所以需求聚起来，分工才能细。
第二，聚到一起，信息成本就降低了。为什么城里人消息灵通？因为人们聚集到一起，信息可以免费分享。越是分散，信息传输成本越高，就会阻碍信息的流通。相反，聚到一起，信息成本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也降低。
第三，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多依靠知识驱动，知识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然要靠一批有头脑的人。但优秀的头脑如果孤零零的，很难有效地进行知识生产。所以，有头脑的人只有密集地凑到一起，才能互相碰撞，互相激发。
最后，现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先把首都建设好，很多福利往首都、大城市倾斜，这也会把人吸引过来。从微观角度来看，人往高处走，城市收入高，没有其他太复杂的道理。现在，城乡收入差有三倍之多，人怎么会不行动呢？所以，这也支持了我们对密度重要性的理解。”
至于第二点，政府的基础投入跟不上规模发展，我还是想引用周其仁院长曾经在文章中提到的一系列数据：
“1995年到2012年间，中国名义GDP增长了8.6倍，工资总额增长了8.8倍，税收增长16.7倍，政府收入增长18.8倍，社保缴纳增长28.7倍，土地出让金增长了64倍。”
这些数字很有趣的点在于，工资和GDP勉强同步增长，但是税收增速是GDP的两倍， 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背负了非常沉重的税负。根据2009年《福布斯》统计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当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文章称该说法不实。
再加上增速更快的社保、越卖越多的土地出让金等，政府这么多钱，花到哪儿了呢？
国家经济预算方面我了解不算太多，因此在这里引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徐滇庆教授的一段话：
“比如说， 中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在世界的排名只有第120几，医疗费用排在第140几，社会保障资金严重短缺 。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养老体系的正常运作，养老基金起码要达到GDP的50%以上。按照中国GDP收入50万亿元人民币计算，中国养老基金需要25万亿元左右的人民币。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养老金与GDP的比例最好一比一。然而，中国现在社保基金好不容易才超过三万亿元人民币。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早在2000年就说，就社保基金严重短缺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中国政府将来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没钱了，结果造成政府对百姓言而无信；二是滥发钞票，结果导致恶性通胀。”
我核查了最新的数据，教育占GDP的比重，一般国际上认为4%是一个基本的准入线，因此我们国家十多年来一直把4%作为目标喊了很多年的口号。2012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4%，具体如下：
图2：2010-2016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这一比例在201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达到了4.7%. 更不用说考虑人口之后，人均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水平 。
（关于人均教育支出占人均GDP的比例，网上有这么一组数据：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
但由于未能查证到这些数据的最初来源，文中不作为正文引用，仅供参考。）
至于医疗，具体的数据我就不列举了，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全国医疗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
医保吃紧，国家要求各省公立医院控费，到2017年底医疗费用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下。
这个费率是否合理呢？根据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四川目前的医疗费用增长率为13.15%，贵州为18.05%。这是目前的数据，但是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人越来越多，医疗费用必然在目前基础上还应该有上涨才对。
达不到目标的惩治后果非常严重，医院降级，院长撤职，医务人员扣工资，和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切身利益都直接挂钩。所以各省都向公立医院都下发了关于收紧医疗开支、取消或禁用部分耗材、停止或暂缓购买医疗设备 的通知。
同时，从2018年开始，中药批准不再需要临床试验。
“从明年初起，传统中药或不再需要通过中国的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人体临床试验。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药监局）在今年10月公布的相关草案，只要药厂根据经典名方生产制剂，就可以免去成本高且周期长的临床试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药监局将共同拟出一份经过批准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中国政府一直强力推广传统中药，以作为昂贵的西药的替代品。中医对此政策表示欢迎，称中药生产厂家的新药审批及上市流程将大大简化。”
（《Nature自然科研》11月29日刊）
引用一段2015年11月国家计生委发布的《关于印发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的文字：
“在规范日间手术和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纳入医保支付的日间手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针灸、治疗性推拿等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范围。
对高额药品和耗材进入医保目录库进行严格的经济学评价及审查。”
由此上两点，可见中国人民承担了严重的税负之后，却并没有在公共品建设上得到相应的投入。公共品在全国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作为其最集中的展现，如果城市的规模随着人口迁入而不断扩张，但城市的基础建设却不能跟上，那么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福利自然不够 ，这才是北京令人感到城市病严重超负荷的原因。
如果城市随着人口增长会自然扩张，不用过度控制人口，那是不是意味着城市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和吸纳人口了呢？
当然也不是，城市人口是存在最优规模的。即，在这个规模下，城市产生的效益与人民享有的福利应当为最优解。
上一篇文章参考了任泽平老师《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其研究和数据来源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分析全球50多个大城市得出结论：城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在1附近的时候趋于稳定，大于1则福利溢出，人口仍会持续内迁；小于1则福利缺损，人口将会自发迁出。
而目前即使激进地考虑，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仍然大于1.9，人口远未饱和。
后来在评论区受到了一些质疑，我本身并没有相关的学习背景，所以这两天又找了一些专业的论文和资料看。与之前的“经济-人口比值”不同，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规模成本-收益法。
城市有一个最基本的性质是规模效应 ，这是大城市吸引力的核心。
什么是规模效应呢？简单来说就是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在一起产生了1+1＞2的效应。
我爸很小的时候给我讲过一个道理：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个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本书，我也有一本书，我们彼此交换之后，每个人就可以读两本书。小时候听到这个说法不以为然，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个案例本质上讲的是私有品和公共品的供给质量问题。
假如每个人都可以拥有1个杯子，那么1个人拥有1个杯子和2个人拥有2个杯子没有太大差别。
但假如每50个人应该配1个医生，50个人配1个医生和500个人配10个医生，虽然人均享有的医疗服务是一样的，但是后者的10个医生可能涵盖了10个不同的医疗专业，更不用提一定数量的医生聚集就意味着规模化的三甲医院，从而提供更好的医疗硬件服务。
由此推到科教文卫和经济分工，其实都一样。北京2000多万人口，拥有24所211高校，但是任何一座200万人口的小城市都不可能拥有一座211高校。
所以有人说呆不下去就回家呗为什么非要赖在北京。你觉得呢？
讲完了规模效应我们再来看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变化。
随着城市的从小到大，边际成本（即每增加一单位的人口所增加的总成本）不断降低。根据上文所述，这个很好理解；
同时，边际收益（每增加一单位的人口所增加的总收益）也在降低。人口越多越不好管理，城市病会越突出，所以受益也在减少，这个同样很好理解。
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衡量的都是增加值，所以通常认为一个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
图3：不同规模城市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情况
肖龙&肖叶甜《关于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自然在其论文《中国最优与最大城市规模探讨——基于264个城市的规模成本-收益法分析》中总结整理了国内外多位学者专家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由于其中的术语和计算公式很多，本文不一一列出，摘录其第五部分结论如下：
“根据这一结论，中国的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北京、上海这些超大城市虽然目前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尤其是严重雾霾等问题，但其城市规模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区间。 需要做的是以效率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改善人民的福利水平。
当然，城市规模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城市规模往往受到历史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影响，具有不同自然资源条件的地区的城市规模也会不同。随着技术进步、交通设施改进、环境质量改善，城市最优规模的边界也会相应变大。”
3
城市里的贫民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城市的规模有最优解，城市的人口迁入迁出本来也具有自我调节性。在达到最优规模以前，不应该控制人口向大城市移动。
但是如果不控制人口的流动，大城市必然聚集大量贫民，从而出现贫民窟。这会是一个问题吗？
不会。事实上我觉得一个大城市没有贫民窟才是问题。
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会存在大量贫民，这是由于城市的规模效应所导致的。
（本文所指的“贫民”不带有任何主观臆判，只是为了方便叙述用这个词来指代某种意义上的“低X人口”。）
规模效应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福利溢出，这种溢出很难被城镇化的小城市取代。 即使是大城市的边缘福利溢出，对于很多贫民来说也是生存问题的改善。因此，由于福利溢出的巨大吸引力，人口将始终自发向大城市聚集，这一核心吸引力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力量控制而减弱。
另一方面，规模效应本身也依赖于大量劳动人口提供的服务。 城市里的分工细化使得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生态圈，越大的城市分工越细，也就越会依赖于劳动力的填充。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可以纯粹依靠产业上游的决策就可以完成生产的，规划良好的城市中，享受服务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往往就存在于一个建筑群的一体两面。
城市与贫民相互需要 ，所以贫民必然来到城市居住，从而形成贫民窟。
贫民窟往往是指那些建筑不够规范、条件不够舒适甚至不够安全、但是居住成本极低的贫民聚集区。
贫民窟的存在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无论哪种形式都具有一致的社会特征，我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普遍缺乏良好的卫生环境、水电供应、社会执法及其他基本服务，其社会形态通过经济强者持续迁出而弱者持续迁入得以保存和稳固。
中国为什么没有贫民窟？
事实上我觉得中国只是不承认贫民窟的存在，但是以中国的人口和城市规模，以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城市中理应出现贫民窟。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人口控制在出生地的土地上，不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 但即使如此，这种制度也被官方认可是不合理的，因此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异地可以办理身份证就是这两年改革的一个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即使现在没有被承认的贫民窟，但很多城市聚集地本质上来说就是贫民窟， 只是这些贫民窟规模小而且分散，无法形成一个大的具有生命力（因此也就会为统治者所警惕）的聚集地。至于这种贫民窟到底有多少，看一看这次北京市政府大面积清理和整治的村子居所就知道了。
图4：北京清理安全隐患点分布图，仅朝阳区就有84处
来自端传媒
人们为什么要居住在贫民，难道他们不知道贫民窟不安全不舒适吗？
如果一个人选择居住在贫民窟，那说明目前为止贫民窟仍然是他诸多选择当中最好的一个。当然，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其视野的局限性，所以其选择不一定永远都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对于特定的具有主观判断能力的人来说，贫民窟一定是相对最好的一个。
贫民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贫民窟 ，原因并不复杂：
1、生活成本低。 生活成本低意味着贫民窟可以为贫民带来储蓄。而储蓄很重要，因为这是贫民摆脱底层生活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必须经历的积累过程，没有储蓄绝对不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生活。
2、贫民窟不只是生活场所，也是生产场所。 贫民窟是一个自称体系的社会，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会在其中提供服务、场所和技能，以此谋生。关于这种贫民窟的社会体系，香港拆除前的九龙寨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相关的研究也有很多，此处不赘述了。
3、贫民窟的生活对贫民来说是有尊严的。 在过去的很多贫民窟研究中涌现出很多搬出贫民窟之后又自愿选择搬回来的案例，因为贫民窟的社会体系相对平等，人们在其中所建立的社交关系是平等有序而密切的。
4、相比之下农村是毫无希望的。 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会付出很大的成本，比如不安全的房子、有毒的气体和生产环境等，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环境，仍然可以为贫民带来希望。而农村不能。失去土地的农民，回到没有工作机会的农村，不但不能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甚至连得到更好生活的希望都没有。
如果有选择，人总是会选择目前已有选项当中对自己最好的一个。
如果没有搬去更好的住宅，那说明目前他们的经济情况还不允许他们得到一个更好住宅的选项；如果不愿意离开城市回到农村，那说明目前他们的所有选项中贫民窟仍然是最好的。
现在我们需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即日前甚嚣尘上的“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国家在救他们的命”理论。
我暂且不揣摩赶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为了安全还是以安全为借口的赶人，姑且就认为赶人是为了安全，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人们的居住安全在实际情况中应该怎么考虑。
我虽然不完全同意边沁的功利主义，但是在涉及到多人福利和损失的情况下，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可以给我们提供给一个思路。功利主义不考虑动机，仅仅考虑结果的福利最大化**，而这个福利的最大值要以此行为涉及其中的所有个体的福利和负福利（即损失）加总来计算。**
我暂时没有能力去做详细的损益测算，但是可以借助这个思路来考虑：
即使是极度不安全不规范的房屋，发生火灾或其他灾难也是有一个概率值的。如果清理人口的措施可以改善其居住安全性，那么至少应该证明以下不等式的成立：
清理人口之后相关住宅区增加的安全概率① + 北京市由此次清理人口所增加的城市安全概率②**+ 人口被清理之后获得的人身安全概率③** ＞ 人口被清理离开之后的生活状况比之前下降的损失④ + 数十万人口在冬天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损失⑤ + 劳动人口流出之后北京在物流快递和其他服务业上遭受的损失⑥
稍微动动脑子，①②③三项都是“可能发生火灾或其他灾难”的概率值，概率值的意义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不发生的侥幸，另一方面是一旦发生就可能丧命的严重性；④是难以测算出来的，可能极大，也可能不太大；但是⑤和⑥却是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的巨大损失。
所以这个功利不等式能够成立吗？我觉得很难，要成立的话，发生灾难的概率值得要多高啊。不过这次行动连基本的专家探讨和意见征集都没有做，自然也就不能指望他们真的考虑过民众整体福利。
4
管理城市贫民窟
那是不是就放任城市里的贫民窟自生自灭彻底不管呢？当然也不是。就世界范围来说，贫民窟是一个始终要面对的问题，甚至是很多国家的政府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
但解决贫民窟的方案并不在贫民窟身上，而在贫民身上。管理和取缔贫民窟需要从整个国家的福利体系入手。
很多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出现过城市贫民窟大火，但是发生大火之后的救援措施和住房规范往往也是国家公共和福利制度的一次跃进。
这样的案例比较多，我们以香港1953年的大火为例，此处引用端传媒的相关报道：
“当时，港英政府面对的是过百万因为国共内战逃到香港的难民，他们就在山边搭起木棚过活。
一场大火把位于石硖尾的木屋区移平，数以万计居民无家可归。港英政府首先在附近兴建两层高的平房安置灾民，然后再兴建一系列29栋六至七层高的徙置大厦，成为了今天的石硖尾邨。
自此，公营房屋逐渐成为香港房屋政策的重点，建设标准也越来越先进，如从共用厕所发展成独立厨厕。至今，有330万港人居于资助房屋当中，占全港人口四成半，每个新发展区首先入伙的都是公共屋邨，是维港以外的香港城市奇观。”
香港1953年的贫民窟大火开启了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计划，澳门1928年台山区的贫民窟大火开启了澳门政府的社会房屋兴建，而中国2017年的廉价公寓大火，带来的是全城的清理计划。
假如不清理人口又希望不留贫民窟这样的隐患，那就只剩下管理这一个选项，让贫民离开不安全不规范的房屋，迁入条件比较差的安全的公共住房 。
（公共住房必须条件比较差，否则就轮不到贫民居住了。）
公共住房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即房子的产权属于国家，国家承担大部分成本，低价提供给贫民居住。
这个时候，治理贫民窟的方案转换为了国家的成本。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国家应不应该承担这个成本？国家愿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第二个问题好回答，既然北京市政府今天还在持续赶人，那么说明国家并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但是他们应不应该呢？
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应该”包含在两个逻辑层面上：一个叫做“欠债还钱”，一个叫做“履行契约”。
所谓“欠债还钱”，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工农剪刀差，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化进城是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基础上的。所谓“先富带后富”，这个词虽然并不是产生在工农剪刀差的语境下，但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源集中。
一个依靠工农阶级得到天下，又依靠广大农民和农民工发展起来的国家，不应该在发达之后、在其最发达的城市里清理农民和农民工；而那些有幸生育“先富”地区和“先富”条件的人，就更没资格支持清理行为。
所谓“履行契约”，指的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近代的革命和民主国家，基本上都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援引了洛克的社会契约概念。社会契约指的是人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力给国家，通过有效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取得对自己财产和其他自然权力的保障。
所以原则上来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的核心，我认为是“如果你不行，我可以换”。
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其权力来自于所有人民的共同让渡，所以它应当依据人民的共同意志来指定好与不好的标准，对于这个政府来说，“不好”的人民，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手段对其进行惩罚。
对于人民来说，如果你不能代表我利益，如果你的利益和我不一致，那么我就会转而选择支持和我一致的政党。
一个国家有很多种不同的人民，有钱人选择倾向于有钱人的政治团体，穷人选择倾向于穷人的政治团体，然后通过不同身份的人民、不同政党、社会组织、媒体等各种团体的博弈，最终达到一种相对的民主社会平衡。
所以如果“我不能换”的话，社会契约事实上就很难成立。要么依靠当政者的善心和责任心，继续履行代表人民利益的权力；要么就撕毁社会契约，成为非民主国家。
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民主国家形式，那么国家理应“履行契约”，代表这几十上百万人口的利益并承担解决问题的成本。 至于这些成本最终是以怎样的形式分摊到社会每一份子头上，那又是另一个大的问题了。
5
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对的
最后我想特别针对某一种言论写一点东西。
有人转发我一条关于华北地区煤改气多数人无法使用暖气的微博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放大到人类发展历史上，死这么点人根本不算什么。
我虽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思想来源，但还是经常为类似的言论感到震惊。
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太记得了，但大概就是从“白左”这个词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人们转发欧洲收纳难民治安变差的微博发出嘲笑，觉得这些在现代文明里面长大的白人天真愚蠢引狼入室。他们为川普摇旗呐喊，觉得川普这种绝对利己的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的立场大快人心。他们自以为在鄙视“伪善”，认为自己洞悉了生活的真相并置身事外，然后沾沾自喜，把倡导善良宽容的人称为“圣母”“白莲花”。
我觉得这种观点愚蠢，是因为我知道欧洲的伊斯兰问题和治安问题背后的成因复杂绝非只是引狼入室的同情心；
我觉得这种观点垃圾，则是因为，他们发出这些声音的唯一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暂时并非受难者。
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他们觉得弱者不值得同情，帮扶弱者是对强者的不公平，他们认为生活的真相就是优胜劣汰。
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站得住脚是因为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结果主义。
人类历史确实总是在资源与人口的斗争中前进，每当人口超过资源的极限就会发生战争/瘟疫/天灾/屠杀等事件，从而把人口降低到资源承受范围以下，再重新发展，往复循环。而每一次战争/瘟疫/天灾/屠杀，几乎都是一次必然的优胜劣汰，所以如果把结果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它是无法被驳斥的。
但这是不对的。
现代文明，尤其是近50年来的现代文明发展，已经把人类带出了相互残杀和争斗的丛林社会。人类的存活率和寿命大幅提高，才会有随之而来人口膨胀和资源短缺。
如果我们真的要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那么就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订立一条资源所能容纳的人口存货标准，把多余的人口全都杀掉。事实上这也就是很多科幻故事的设定，英剧《黑镜》第三季里面也有一集是这个主题。
而那些嘲笑同情心的网友，你们真的觉得自己会是其中的幸存者吗？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人的生存和生活？
因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就是以战胜自然原始进化条件为基础的，用规则遏制人性的恶，用文明战胜丛林状态的相互残杀。
因为以此发展而来的社会，其福利效应远远大于放任自由的丛林状态。
正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让我们这些不一定是绝对强者的人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才依赖文明和规则。我们之所以关心他人的生存，是因为如果回到原始野蛮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会是随机状态下的牺牲者。
一个支持政府把外来人口赶出去的人，和一个因为清理到自己的公寓而大骂政策四处寻求帮助的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但即使是这种人，赶出去就活该吗？不是的。在权利面前，傻逼也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