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皇后区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被称为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有时候也会简写为 LIC，是曼哈顿（Manhattan）中城通勤最近的住宅区之一，坐船只需要六分钟，所以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城金融业通勤人士。又因为交通便捷，亚洲留学生扎堆，四条地铁交汇的站点走出来都是高楼大厦，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甚至惊呼“怎么到新加坡了？”

作为一种自觉，我们住在长岛市的人不会轻易说自己是 New Yorker，既因为这个名字沉重，又因为它被深刻绑定在曼哈顿的自我认同上；同样，我们也无法像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人骄傲提及布鲁克林一样说起……你看我甚至不知道在这里填空的应该是长岛市还是皇后区（Queens）。长岛市只是皇后区的一个街区，二者是行政上的从属关系。我了解长岛市，但从未由此产生居民认同，至于皇后区，我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皇后区。

皇后区位于长岛（Long Island）的西北边，和曼哈顿隔着东河（East River）相望，往南是布鲁克林，往东是独立于纽约市的拿骚县（Nassau County）和萨福克县（Suffolk County）。也就是说，地理意义上的长岛一分为四，东边拿骚和萨福克，西边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它们同时也是纽约市的两个区，皇后区在北，布鲁克林在南。

长岛的岛屿面积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得多，从曼哈顿开车去到岛屿最东边需要 3 个多小时，比开到康州的纽黑文市更远。如果坐船，从康州的城市直接登陆长岛东端，甚至比纽约过来更近。17 世纪更是如此，坐船从康州往南登陆长岛，水路距离只有二十多公里，顺利的话当天可以往返；而从长岛西端走陆路往东，全程一百九十多公里，顺利也需要七八天，而且中间是密林丘陵无处补给。所以北边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的英国人很早就开始坐船南下，长岛的东部历史上长期处于新英格兰的管理和辐射下。

西侧则完全不同，因为靠近曼哈顿港口——旧名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荷兰殖民地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的首府——尤其是和港口隔河相望的西南端点，成为了港口贸易的生活补给区：荷兰人在这里开垦农田、建立粮仓，成片的村落建立起来，其中最大的村落荷兰语名为 Breuckelen，逐渐成为片区的中心和统称，也就是后来的布鲁克林。

跨海而来的英国人是对国教失望的清教徒，把宗教理想寄托在新大陆上：一边安居乐业、人口激增，一边宗教纯粹、排斥异己。新增的人口要土地，被排挤的异见者要生计，两股力量推着英国人从新英格兰一路向西，渗入新尼德兰。而 17 世纪的荷兰本土富庶宽容，普通人没有出走的动机——据说 1664 年前后，这片土地上英国人超过五万，荷兰人只有九千。

1650 年，新尼德兰的总督专程跑到康州城市 Hartford 谈判，谈判的成果是 Treaty of Hartford，约定了陆地和长岛上的两条分界线，明确西边属于荷兰的势力范围。——仅仅 14 年后，英国舰队开入曼哈顿港口，拿下新阿姆斯特丹，整个新尼德兰地区从此改名为新约克（New York），也即纽约。协议由此瓦解。

荷兰对纽约的殖民时间，从绝对时长来看相当短暂，留下的影响却持久。城市和地区的建立动力就像是某种基因，会根植在城市发展的漫长历史里，以几乎微不可见的方式，隐晦却深远地影响未来。

荷兰的殖民主体是一个商业实体，荷属西印度公司，殖民地是公司的私人财产，总督是由公司任命的雇员而非政治身份。对于荷属西印度公司来说，赚钱才是本分，殖民只是顺便的手段，于是其长期的殖民地管理原则都是利益至上，其他考量——无论宗教语言——均为次要问题。在荷兰统治下，新尼德兰地区的居民构成非常多样：荷兰人、德国人、英国人、犹太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非洲人……在隔壁清教徒极端排外的宗教氛围环伺下，荷兰为纽约奠定了最早的商业和务实的基因。

这种务实的其中一个表现是，当长岛东边的英国人一路往西渗透，越过分界线，来到今天的皇后区一带，荷兰人于是干脆招募英国人在这里开垦荒地、建立村庄。自己国家没人就征用其他国家的人，用荷兰的特许状，开辟荷兰的殖民统治。皇后区的历史发展也就由此开始。

这批通过招募英国人建立的早期村落中，就包括今天被大众所熟知的中国城法拉盛（Flushing），相对于曼哈顿上那个萎缩的旧中国城，这是一个面貌更新、规模也更大的中国城，街头随处可见中文，遍地都是中国开过来的连锁。但早在殖民时代，远在法拉盛变成中国城之前，它的名字写作荷兰语的 Vlissingen，以英国人为主，信奉宗教自由。1657 年，新尼德兰总督——一个加尔文宗牧师的儿子——拒绝接收当时被视为极端异教徒的“贵格会”传教士，也不允许任何人接待。法拉盛的三十多名居民联合签署了 Flushing Remonstrance，抗议宗教迫害。这是一份为他人的权利、别人的宗教辩护的集体文件，签署者没有任何贵格会成员，也因此在历史上显得相当动人，一些观点甚至把这份文件认为是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的前提文件之一。

事情的后续是，消息传回荷兰本土，西印度公司驳回了总督的驱逐令，回信道：在商业贸易的旗帜下奉行包容，则“人口自然会涌入，你的土地自然会繁盛”。把这个消息带回荷兰本土的是法拉盛居民 John Bowne，他的旧居今天依然位于法拉盛的中心，在以他命名的 Bowne Street 上，被中餐厅和韩国超市环伺，步行五分钟以内可以找到全美第二古老的贵格会聚会所，以及华人佛寺、韩国长老会教堂、印度教庙、清真寺、犹太会堂……混乱又包容，一如 17 世纪。

之后几百年间，尽管工业和铁路等各种因素都深刻塑造了这片土地的不同层次，但区域的性格气质，其基因在诞生之日也都有迹可循。

长岛东部被英国人登陆的两个县，今天以富裕别墅和英伦度假风格著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两栋隔河相望的别墅原型就在这里。布鲁克林从 17 世纪的荷兰粮仓开始，一直有相对统一的行政中心管理，农舍长成独栋，村落变成城市，很早就形成了独立的城市认同，有自己的市中心和报纸。从纽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切片看进去，布鲁克林都拥有作为地名之外的文化内涵，“I'm from Brooklyn”永远是一句略带骄傲的宣告，其中包含的情感浓度远大于事实陈述。皇后区却是另一种故事，没有人说“I'm from Queens”。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写了前后两部以纽约爱尔兰移民为背景的小说，前传叫布鲁克林，讲的是移民的抵达和新生活的开启，后传叫长岛，讲的是移民迁往郊区，琐碎的中年家庭生活。他大概不会再写第三本，就算有第三本也不会叫皇后区，皇后区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甚至连皇后区的失语都是一件需要留心才能发现的事。在纽约三年多，我住过曼哈顿的四个街区，布鲁克林的两个街区，皇后区的两个街区。除去通勤过于遥远的布朗克斯（The Bronx）和 1993 年还在闹独立的、更加靠近新泽西州的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之外，纽约五大区里最主要的三个大区，无论深浅，我都住过，而住在皇后区的时间断崖领先。这个公寓我住了两年，占到纽约生活时间的三分之二，所以某种意义上，我是在皇后区投注了最多的时间和生活精力，却对此毫无知觉。

拆开来看，缘由似乎也并不复杂。美国的地址顺序是：门牌号，街道，城市，州，邮编；“城市”这个层级，埋藏了许多历史信息。位于曼哈顿的地址，城市一栏都是 New York，因为这个名字本来就属于它。1898 年，原来的纽约（即曼哈顿）合并周边市县变成今天的五大区格局，New York 被征用升级成为大都会的名字，于是曼哈顿则采用了岛屿的名字作为行政名称。位于布鲁克林的地址，城市一栏都是 Brooklyn，因为早在 1898 年并区之前，布鲁克林就已经是独立的大都市，人口长期排名美国前三，仅次于纽约和费城，直到 1890 年芝加哥人口爆发，布鲁克林才落到第四。通过这次合并，纽约吞掉布鲁克林，一跃成为全球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都市。

而皇后区的地址，城市一栏五花八门，基本都保留了合并前的村落名称。我住长岛市，地址上写 Long Island City；中国城法拉盛，城市一栏写 Flushing；工业老区，如今全球最大的希腊社群之一，城市填 Astoria；大量东南亚移民聚集的“小泰国”，城市落款 Elmhurst……皇后区是散装的，英国人管理长岛东部，东部成为了英式郊区；荷兰人统治西南，西南长成了独立城市；只有皇后区并非天然被选中，成为了两边交汇的走廊，既是边缘，也是缓冲。居民的认知从自己的家门开始，到村庄的边缘结束，于是留下名字的总是村庄，从来不是皇后区。

如果说曼哈顿是中心、贸易、野心和永远的城市，代表的是奋斗和抵达的终点，是“to make it there”的话，布鲁克林则是移民、落地、生活和身份认同，代表的是童年街区和一切开始的地方。美国诗人惠特曼写《布鲁克林渡口》；移民作者贝蒂史密斯写《布鲁克林有棵树》，布鲁克林的名字总是可以大声出现，因为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曼哈顿则不需要名字，从老友记到绯闻女孩，从欲望都市到继承之战，所有一切纽约的，都是曼哈顿的。于是作为对照组，布鲁克林的书写总是关于“从哪里来”，曼哈顿则负责回应“到哪里去”。

那皇后区是什么呢？过渡、临时、接缝、飞地、工具、实用主义……如果一定要在文学作品中挖掘皇后区的身影，盖茨比里的两个主角从长岛前往曼哈顿的途中，经过一段“灰烬之谷”（valley of ashes），工人在漫天的沙尘中移动，面目模糊，这段“路过”的场景就是皇后区。1900 年代，纽约居民烧煤取暖产生的煤灰被集中倾倒在法拉盛西侧的低洼盐沼里，累计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座真实存在的煤灰山。菲茨杰拉德 1920 年代居住在长岛，进城的路上，这是他的必经之地。——也正是这片灰烬之谷所在的地方，后来改建为世博会的会场，也是美网举办的网球中心所在地。

皇后区的形象就埋在这个片段里，殖民时代它接纳被荷兰招募的英国农民，工业时代堆积岛上放不下的厂房和灰烬，现代生活里，它装着纽约两大机场，纵贯最多的高架和铁路，建起场馆，承办赛事和盛会……但是没有人铭记皇后区的名字，枢纽和工具就是它的命运。所有人路过，没有人停留，所以面貌永远零散、破旧，散落在冷漠的交通转盘和尘土飞扬的居民区里。

到这里为止，皇后区好像讲述了一个关于边缘和失落的故事。事实上，顺着历史的阳面，跟着欧洲白人殖民北美的故事一路读下来，这也确实就是皇后区的故事了。

最新的一页注脚来自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地产家族：Fred Trump 在 1930 年代靠联邦政府的房产补贴发家，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为战后中产、退伍军人和移民造房子，Trump 家族在曼哈顿没有名字，但是在隔河相望的这两个区称霸一方。1946 年 Donald Trump 出生在皇后区的牙买加庄园（Jamaica Estates）——这个皇后区有名的富人居所，在曼哈顿的坐标里什么也不是。于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特朗普的人生主题就是“过河”，70 年代进军曼哈顿地产，1983 年在第五大道建起 Trump Tower，把名字印到曼哈顿上空，以及之后一切辉煌的位置。——但很长时间里，他始终都只是“那个皇后区来的暴发户”。格雷顿·卡特在成为名利场的主编之前曾经在 GQ 和 Spy 两个杂志上写过特朗普，使用的绰号是“short-fingered vulgarian”（手指短小的粗鄙之徒），这个绰号被使用了十多年。后来的采访中卡特提到当时备选的另一个绰号是“Queens-born casino operator”（皇后区出身的赌场经营者），而前者因为其幼稚而胜出。

明明拥有巨额的财富，散发出的却是属于边缘人的失落与歇斯底里，铁锈带的工人、在美国经济发展中失意的边缘人在他身上嗅到了熟悉的味道，于是他们相互理解，成为 2016 年改变政治的联合体。特朗普既是皇后区故事的完美样本，也为其增加了新的一份名称负担：很难说“没有名字”和“作为特朗普的出身后缀”之间，哪一种更让人不堪重负。

我一度以为这就是皇后区的答案了：地址上只需要长岛市的名字，习惯于开车五分钟就走上高架桥，地铁会穿过居民区的楼顶俯视街道，整体混乱又吵闹……直到最近，当我开始认真研究移民聚落，另一个皇后区——一个埋在历史水下，尚且未被白人叙事统一的后发区域——慢慢浮现出来。

爱尔兰人在 1840 年代因为本土大饥荒大规模移民美国，1880 年代至 1924 年间，南意大利地区因为经济条件恶化、东欧犹太人因为欧洲的排犹情绪，几乎同一时间大规模来到美国，这是美国移民史上最早的三大奠基群体。1924 年，由于东欧犹太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来得太多，约翰逊—里德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颁布，要求移民数量按照国家给予配额，而在国家的额度分配上具有严重的倾向性：其一，在欧洲限制南欧东欧的移民配额，大幅倾向西欧和北欧；其二，亚洲国家零配额。

这一法案的影响相当深远，1924 年的爱尔兰人早已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掌握了市政机关、消防和警察局；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则因为闸口关闭，没有新的移民进入从而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融入和归化期，于是犹太人掌握了纽约的街头商业以及整个成衣制造业，意大利劳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代名词，修建了城市的地铁与水库，并且把披萨和咖啡变成美式饮食的一支。——而全球其他多元地区，则要么因为配额整体排除（亚洲），要么因为殖民地共享宗主国名额（非洲）而被限制了流入。

轮船载着移民进入纽约港，首先看见自由女神像，然后下船检疫、过关、上岛、落地在距离最近的曼哈顿下东区的廉租房里，接下来是寻找生计、攒钱、搬去更好的住宅区。——这样的循环在无数个爱尔兰、意大利和犹太家庭中上演。1883 年布鲁克林大桥、1903 年威廉斯堡大桥、然后是 1909 年的曼哈顿大桥，这三座大桥跨越东河连通了曼哈顿的下东区和布鲁克林市区，然后是 1908 年第一条水下地铁连通，此后十多年又通过上述大桥，多条地铁通车，于是布鲁克林迅速成为了移民新的家园。

然后回看历史阳面的叙述，那些关于布鲁克林的故事里，之所以有那么多童年街区与起点的叙述，是因为这一批最早过来的移民，尽管也受到歧视，尽管也承担了最苦最累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是白人，经过两三代之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完成了从廉租房到中产郊区的升级。《布鲁克林》这本小说写的是爱尔兰女孩 Eilis 来到布鲁克林，在天主教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下落地工作，然后认识和嫁给了意大利水管工 Tony；后传《长岛》则是这个意大利家庭整体搬迁到了长岛郊区，进入了另一种生活。

皇后区则承接了现代移民的主体。1965 年哈特—塞勒法案（Hart-Celler Act 1965）取代了前者，成为实施至今的移民政策，其核心原则是取消国家配额，优先家庭团聚和专业技能移民。尽管法案设置的想象是家庭团聚会带来更多的欧洲移民，但事实上亚洲移民才是这一法案的最大受益者。1965 年之前欧洲移民占比约 68%，1980 年代亚洲与拉美合计占到 80% 左右，1970 至 2000 年间美国外国出生人口从约九百六十万涨到约三千一百万。

到 1965 年移民配额放开的时候，曼哈顿的发展重心已经一路北移，从狭窄不规则的下城挪到了今天 34 街到 42 街左右的中城。尽管连通曼哈顿中城和长岛市的皇后区大桥（Queensboro Bridge）在 1909 年就已经建好，但是直到 1915 年才第一次有了连通两地的地铁（当时的法拉盛线，现在的 7 号线），而这条线当时仅通往长岛市，直到 1928 年才通到今天的法拉盛主街。直到 1933 至 1937 年间，今天贯通皇后区的几条地铁线路才陆续完工，这个时候汽车的时代已经来临，主导皇后区开发的不再是地铁，而是密度远超其他区的高架桥。

我是五月份速通驾照之后才发现这一点的。7 号线地铁只能载着我一路直奔法拉盛终点站，路过一路上满是涂鸦的建筑外墙，一如所有人路过皇后区的灰烬。开始开车之后，不但发现了高架桥的密度，还发现了无数藏在街区内的移民社区，Murray Hill 的街上都是韩文，Elmhurst 的泰餐接连成片，还有 Little Athens、Little Thailand、Little Egypt、Little Manila、Little India……尽管这些名称的使用时间短暂，仅仅只是被居民和媒体口头传播，从未形成像曼哈顿下城 Little Italy 和 Chinatown 那样的历史地位，但移民数量之多、文化之多元，可见一斑。

新的移民扎堆在皇后区。2023 年的纽约都会区人口普查数据，外国出生的居民人口——也即一代移民——占皇后区总人口的 48.4%，这一数字在布鲁克林是 35.9%，全市平均为 37.5%。报告提到：皇后区的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区高出 12 个百分点以上。

在这些小社区里吃的饭越多，我对曼哈顿餐厅的兴趣也就越发衰退。曼哈顿追求新的概念，讲究饮食之外的故事，所以装修和排队本身就是叙事的一环，饭当然要吃，但真正售卖的东西是名为 New Yorker 的身份，这个身份很昂贵，需要支付 20% 以上的小费才能勉强入门。布鲁克林重复着三百年前的粮仓故事，理想上共享曼哈顿的灵魂，事实上提供更加务实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从曼哈顿撤走的白人中产扎堆进入，享受“布鲁克林”这个名字的精神内涵，同时也购入一种骄傲与身份认同。只有去到更广袤的布鲁克林深处，拉美社区、华人社区、黑人社区……移民的故事才得以小范围延续。

我于是逐渐读出来了皇后区的另一个故事版本，埋在白人的历史叙述之外、藏在混乱而零散的街区里，因为时间还太短，尚未来得及将自身文化灌注到城市肌理里，身影显得单薄、微弱，有的时候甚至显出卑微的样子来，但是一如百年前移民扎根的故事一样，生根和发芽是一个沉默的过程，当你长大了，就会有名字了。

奉行包容，则“人口自然会涌入，你的土地自然会繁盛”。三百多年前的回信也曾这样说过，像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哲学对仗。

写完这篇文章的时间，也是我的公寓合同到期的最后一天，下一个短居的地方在布鲁克林的市区（Downtown），地址栏上的“城市”也即将从长岛市变成布鲁克林。皇后区之前没有过名字，之后也不会有名字，但现在我好像知道了：没有大的名字，小的社区反而更容易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