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杀伤力

>> 本文提及作品《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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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隐约觉得中国人对“道德”是有执念的，我们非常渴望出现榜样，甚至出现完美的人。

集体主义时代评选劳动模范，后来评选“最美的人”“先进个人”，本质上都在评选道德模范。评选本身其实没有问题，公司表彰优秀员工，军队颁发勋章本质上也都是一种评选。但不同的是以成就评选还是以道德评选，什么样的人叫做“先进”的人，什么样的人又“最美”，道德既然不能标准化，那么评选标准自然就流于价值观。
所以评选道德模范，其实是在评选“符合当下国情公众意志所认可的价值观”的人。

可是道德其实是上限，单方面强调道德而忽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就容易导致对人品的苛责。所以我们的公共意志很难把“人”和“事”分开进行评价，这或许是人情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也或许是几百年来道德准则治国而留下的思想根源。

到了现在，网友喜欢要求“完美人设”。

出了事情，如果受害者不是“完美”受害者，如果受害者的人品有瑕疵，那么受害者的“受害”似乎就不值得被关注和同情。
由于过去对“白衣天使”“为人师表”的道德宣扬，以至于本来应当作为上限的道德准则成为平均，人们要求医生、教师拥有极高的人品水准，奉献自己必要的时候舍己为人。

现在大家开始要求完美的媒体。但是要求完美媒体的情况下，却不考虑阉割的环境。甚至可以说，不但不考虑，甚至有意推波助澜，加大这把火，以此或主动或被动地宣泄对正义的诉求，以期自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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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们自我代入的宏大叙事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或者说，我很害怕自以为正义的人，也同样害怕自己陷入自以为正义的叙事环境里。

如果相信的是一个正常甚至略显渺小的事情，人们会谨慎；但如果相信的东西本身就是宏大的，令人热血的，人们往往为此狂热，造成更为灾难性的后果。法国革命也好、十月革命也好，当人们觉得自己代表正义的时候，正义的暴行就会更加难以扼制。

把“正义”改为“理想”等系列词语也同样成立。如果梁欢的犬儒主义定义还在的话，我可能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人。在他的定义里，犬儒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的妥协，但我最近想得更多的事情是：
脱离技术和实际的理想主义，是不是真的具有现实意义？
不允许妥协的要求，本质上和网友对完美人设的要求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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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万历十五年》里面剖析的明朝社会肌理印象深刻：
明朝以道德而不是以技术治国，国家没有真正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这就意味着让人们遵从孔孟乃至程朱的道德准则生活是顶重要的事情。只要人人遵从道德准则，再由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作为基础枢纽，由此将全国联结成一个事实上由无数乡绅农村小结构组成的整体。

但是道德准则毕竟是超高的标准。文官系统逾百年，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稳固的双重性格：阳的一面强调圣人所教诲的君子之道，也就是为官要清廉、要为民、要奉行遗世独立的原则；阴的一面则妥协于现实或人性，比如俸禄微薄于是依靠官职中饱私囊。

这两年可以开始看到一些讨论，建国后的历史解构了一系列积极正面的词语。
当那些本意伟光正的词语进入政治语境之后，由于政治阴阳面的落差，很容易沦为一套虚拟的话术。官方过于强调词语本身的道德上限，使得词语本身被赋予了阳面的“膨胀性”的意义，以至于其真实内涵失真。
现在有谁能够以一种正常的语境来使用“高举大旗”“坚定路线不动摇”乃至核心价值观的词语呢？

又或者说，只强调正面，会让正面变得普通；只宣扬伟大，会让伟大显得虚伪；希望语境永远纯粹和崇高，反而摧毁了崇高。这种案例比比皆是。
正面词汇被单方面无限膨胀使用，正常的叙事环境被转变为更宏大的叙事环境，于是词语的意涵变了，或者说被摧毁了。

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使用同一套话术，但其实我们所说的问题全然不同，也就让“探求动机”成了一件并不成立的事情。这是一种“巴别塔式的语言混乱”，就像米塞斯所说：

“既然谁也不能够以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来代替行为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对别人的目的和意志下判断，这是白费的。谁也没有资格断言，什么事情会使另一人更快乐或较少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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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里面写的官员，申时行和海瑞对比起来很有意思：

首辅申时行是个明白人，深谙人性和官场的实质，知道阴和阳的并存，所以他处理朝政的方式是圆滑的，以至于后世评价他“首鼠两端”。但考虑到当时皇帝和文官系统的隔离和矛盾，很多事情得以处理和推行，其实正是因为有申时行这个作为调剂的中间人。

但是海瑞不一样，海瑞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
海瑞的存在就像是捅破了窗户纸，他在精神上信奉“阳”面的道德准则，并且在行为上也否认“阴”面的存在合理性。他身体力行，厉行节约绝不贪污；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自己做到，还要求别人也做到，他用自己至高至伟的标准去要求当时的文官集团，以至于文官集团将其视为异类，某种程度上，既害怕又鄙夷。

明朝更需要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都需要，分工不同；但是从万历十五年的实际来说，可能更需要申时行。双重性格既是立国根本所造成的，要改变这一现状恐怕就要天翻地覆。

承认复杂性才能针对复杂性做出反应，否认复杂性只会失去和复杂性沟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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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文官中还有一类人，把“舍身取义”“流芳百世”作为一种极致的追求，因此他们本身并不关心如何找到平衡点以真正解决问题，他们以圣贤书的道德标准要求皇帝，甚至以死相谏，因为所言均为圣贤所言，要求均为君子之道，他们立于不败之地。
就算失败了、被惩罚，甚至都可以算得上是得偿所愿求仁得仁。至于这一潭死水如何破局，大概是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