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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800种语言在纽约这个城市的800多万人中流通。看到亚洲面孔,免不了多问一句can you speak Chinese。有一天在Uber上,和朋友聊天突然笑起来,司机说,虽然我不懂Mandarin……
我于是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我一直在问的是can you speak Mandarin,因为如果你讲的是Cantonese/Shanghainese,我们事实上也无法对话的。
Uber的司机主页上大部分时候不会显示种族,但会显示司机会说什么语言。一定程度上,这个城市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表面上被种族和肤色划分,事实上被语言所划分。语言决定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来源,甚至有时候决定了质量——维基百科的语言页面常常在无声地表达这一观点。
我在想,二战之后的思想论战和政治实践,首先是关于阶级的,这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上,典型的是工业化之前的贫农阶层、工业化之后在城市里被原子化的工人阶层,对阵工业化之前的贵族上流阶级,以及工业化之后随着商业大发展而逐步成为新主宰的资本家。
随后民族国家建立,大发展时代到来,阶级矛盾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再是主要矛盾,反之,随着移民、全球化,绑定在种族/性别/肤色之上的身份政治成为了左翼斗争的新矛盾。
但是另一边,商业蓬勃发展,资本积累的速度,以及不均衡性都在加速,只是这些好像很长时间都已经不再是焦点,因为身处斗争中心的组织力量,都是商业世界的参与者。人人唾弃资本的不均,但同时又钦羡资本这样一种看起来似乎“人人有机会”的成功叙事。
于是“失败”是属于“个人”的,不再是属于群体和结构的,组织力量被解构了,抗争消失了。资本之恶变成了“美国梦”的蓝本:如果我足够努力,又或者运气够好,参与其中,就可以分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