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via - Molly at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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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一个好震撼的利用制度的案例：

美国参议院议事的规则有一个《参议院常设规则手册》——一套四十来条的成文议事总章程，其中第 22 条就是 cloture 规则（终结辩论需三分之二投票，也就是 60 票，因为参议院只要还有一个人有异议就不能继续，除非终结辩论。而修改这个规则手册本身需要出席者三分之二）。

参议院的实际运行 = 成文规则 + 判例。四十来条成文规则覆盖不了议事中的无数情况，缺口由历年积累的程序判例填补，日常裁决由主持人作出——主持人身边坐着一位无党派的议事官（parliamentarian），负责根据判例告诉主持人该怎么裁。

2013 年 11 月 21 日民主党「降低一般联邦法官投票门槛为简单多数」的操作路径：

第一步，民主党领袖 Reid 挑了一件被“议事阻挠”卡住的法官任命，对主持人提出程序质询："我主张，按正确理解，对行政与司法任命（最高法院除外）的 cloture 只需简单多数。"——这句话在当时的判例下是错误的，第 22 条和历年判例都说 60 票。

第二步，主持人按议事官的提示，依据现行判例裁定质询不成立。到这里一切照旧。

第三步，关键一击：Reid 对主持人的裁决提出申诉。参议院规则允许任何参议员把主持人的裁决交全院表决推翻——而这个申诉本身不可辩论、简单多数即可通过。于是修改成文规则要三分之二且申诉过程可以议事阻挠，但推翻一次具体裁决只要简单多数（51 票）且拦不住。

第四步，民主党以 52 比 48 表决推翻主持人的裁决。表决结果的含义是：全院以简单多数认定"第 22 条的正确含义就是任命案只需简单多数"——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它的本义。

第五步，尘埃落定：这次表决本身成为新判例，此后所有主持人必须照它裁决。第 22 条的文本一个字没动，它的实际效力被一次 51 票的表决改写了。

2017 年共和党用一模一样的五步，把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也降到了简单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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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美国的法院司法权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大规模膨胀，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国会瘫痪，两党极化导致无法达成一致从而立法陷入僵局，只能靠法院判例/解释，以及政府的实际“执行裁量权”来操作，实践中就会导致二者实际上发明和腾挪出来了更大的权力。

相比之下英国的政府内阁本来就是议会的议员（美国政府成员不可以同时是议员），通常政府组阁的前提就是本党拿到了议会下院大多数，所以立法和行政融合比较好，立法僵局较少，行政效率倒是更高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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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机制是：国会负责立法，但是通常立法不会写太细（既没有足够的智囊团来决定执行细则，也因为如果太细了通常就无法通过国会投票），然后由政府实际执行过程（或者选择性不执行）的过程中来制定细节，比如具体数字、具体地点和要求等。同时法院可以判断一个法律是否违宪，以及在每一个司法案例中去裁决法律的边缘细节原则。——某种意义上，一部法律到底在说什么，是由法院决定的。但是国会同时有一个权力叫做 statutory override，可以立法推翻法院的裁决说你这个解释不对。

于是问题就来了：国会僵局越深，两党无法达成一致，立法程序越瘫痪，这个 statutory override 的权力就越难被行使，国会作为一个整体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于是最终法院的判决和解释就越来越接近立法的终局。

感觉美国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国会、政府、法院是被当成三个整体来设计的，但是可能当时的人没相当国会自己就是一个大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自己的架和内部的制衡永远都打不完。——英国事实上的权力制衡就发生在议会一个单位内部，法院权力没那么大，政府就更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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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初的民主设计以及后续迭代（速记）

行政（政府）、立法（国会）、司法（法院）三权分立，无政党。其中政府首脑总统需要选举，国会参议和众议两个院的议员都需要选举，法院法官不选举。所以选举涉及到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

“无政党”的设计是因为觉得党派会模糊实际的讨论和判断，这一点在宪法诞生后几年内立刻告破，政党诞生，后续的制度变革都在两党格局下演变。

选民：有投票权的公民，最早是有产白人男性，然后是全部白人男性，然后到其他族裔和女性。每一次投票权扩充，都会改变政治格局。

直接/间接选举：在最初的设计里，只有众议员涉及到直接选民选举。所有民主制度早期设计的时候，防止多数暴政（或者说防止统治阶级失去自己的地位）都是核心议题，精英阶层担心多数人统治催生暴政，以及底层人直接掌权枪口立刻对准自己。所以直接民主和直接选举在早期都受到极大限制，随着时代演变才变成今天的直接选举模式。

众议院：众议院任期两年，也就是每两年的选举换一次人。按照各州人口数量分配，每个州至少一席。1789 年立宪后众议院人数一直扩充直到 435 席固定下来，按照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划分选区，一个选区只选出一名议员。最开始选区规则不固定，各州自行约定，所以有的州划分选区，有的州是全州一起选，直到 1842 年立法统一要求划分选区，且实行单人选区制。——画选区本身就是一个专门的政治操作领域。
按人口分配出现了“奴隶怎么算”的问题，南方要算（但不给奴隶投票权），北方不算，妥协成“一个奴隶算五分之三票”，但因为奴隶不能投票，所以事实上南方白人的投票权重大增。1868 年十四修正案变成“一人一票”，黑人拥有完整一票。不过南方黑人随即被事实架空，所以更长时间里，南方白人的选票权重实际增加。

参议院：任期六年，每两年的选举换掉三分之一，永远不会集体换血，增加制度韧性，避免单一事件和狂热浪潮大幅改写制度。每州固定两席，无论人口数量，加州和缅因州都是两席。原本是州议会选出自己本州代表，1913 年宪法修正案变成选民直选。

总统：总统选举最复杂，最开始的设计是，州议会选出选举人（每个州的选举人数量是本州的众议院数量+2，即众议员加上参议员）——> 选举人去投票总统 ——> 每人投两票（必须有一票投外州人，防止本州抱团）——> 票数第一总统，第二副总统。这套规则成立的前提是“没有政党”，原始设计中明确说了不要政党。
但是 1790 年代政党立刻成型，因为国会表决是“是/否”投票，最终一定会形成两大阵营，阵营逐渐稳固，形成两党局面。于是本州人没报团，报团的变成了本党。中间迭代复杂，最终形成的格局是，总统副总统分开选举（但因为政党相互阻碍，无法搭配，所以最终变成正副总统作为搭档出现，选总统则连带有副总统），名单变成选民直选，本州的选举人依然存在，但职能变成按照本州人的投票结果投票。
A 和 B 在某州的选票比例是 51% 和 49%，该州有 12 名选举人票，那么 A 拿到 12，B 拿到 0，这就是美国的赢者通吃选举机制，会无限加强两党极化竞争，新兴党派无法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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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趟费城的 kensington，汽车转过 kensington ave 的街角，立刻就是成群躺在地上意识全无的人，站着的少数几个也因为毒品的作用直不起身子所以一直弓腰扶着墙，两个警察别着腰带走过路边巡视，曾经大规模聚集的露天广场，除了地上残存的针头，人已经很少了。

查了一下缘由，原来是新市长 Parker 上任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 kensington 的毒品市场聚集问题，派驻了一整个编制的警务班过来，并且驱逐了公园里聚集的人。

回到酒店就开始检索资料。本来觉得 2010年代是好近的事情，但没想到就是这几年，毒品已经更新换代了，海洛因已经几乎彻底退出了美国市场的历史舞台，甚至连上游的农产品种植也大幅缩减，因为没有人需要了。

2010 年代化学合成品芬太尼取代了海洛因，成本更低，不到五十分之一，合成速度快，起效更猛，迅速被供给方混入其中并最终完全取代后者。近两年新的兽医用镇定剂，口语称为 tranq 的药又开始混入其中，取代芬太尼。而这种镇定剂会让身体活着腐烂，副作用极大。

这个市场是完全的供给方掌控，只要成本足够低，就会被大规模地替换，使用者甚至不知道自己买来的东西里面被混入了什么，于是被迫承担后果，进入恶性循环。

美国阿片成瘾问题来自 90 年代系统性的药物滥用，病人被迫成瘾，然后处方管制，使用者被迫转入地下进入海洛因市场，然后在一代一代的药物更新中被沉默地更新。费城统计的过量死亡正在逐年下降，其中最为可信的一种解释是，当年最大规模的一批受害者存量正在加速死亡，后续没有这样系统性的成瘾者规模，于是峰值逐渐降低。

从海洛因到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时间大幅缩短，抢救时间缩减，死亡率上升。而 tranq 的问题在于，其过量致死的机制不再是呼吸抑制，原本的急救手段和药物对它没有用，新的手段和药物没有，所以 tranq 致死毫无办法。而目前由于劣币的极致驱逐，市场上收缴的 99% 药物都混入了 tra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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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年新宪法生效，第一届联邦政府暂驻纽约。1790 年国会同时卡着两件大事，互相成了对方的筹码。

第一件是债务承接。财政部长 Alexander Hamilton 提案：由联邦政府承接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全部债务，合并成一笔国债，用联邦税收偿还。真实目的是让全国的债权人的利益从此绑在联邦政府的存亡上，一举建立国家信用。反对者以 Virginia 为首——南方州大多已经自己还清了债，凭什么再交税替北方州还债，何况南方本能地恐惧一个强大的中央财政。提案在众议院已被否决过。

第二件是永久首都放哪。纽约和费城都想要；同时南方要求放在 Potomac 河畔、Virginia 和 Maryland 之间——离北方金融势力越远越好。

1790 年 6 月，国务卿 Thomas Jefferson 做东，请 Hamilton 和 James Madison（众议院里反对承接案的领袖，Virginia 人）吃了一顿饭。交易内容：Madison 放行债务承接案，交换条件是永久首都定在 Potomac——从零开始新建一座城，即后来的 Washington, D.C.，工期十年；而为了买通宾夕法尼亚代表团的票，这十年过渡期的首都给费城。当年夏天《Residence Act》和《Funding Act》先后通过。

费城的心理：笃定十年会变成永久——谁会真的搬去 Potomac 河边的烂泥地？于是大兴土木，给总统建官邸、给国会建 Congress Hall，全力挽留。结果 1800 年政府准时搬走。所以费城的 1790 年代是它历史的绝对顶点——政治首都、金融首都（Hamilton 的第一银行 1791 年就设在费城）、全国最大城市三位一体。

首都迁走，是费城历史上“三次失去”的起点，第一次，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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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失去是经济和人口上彻底输给纽约。这个失去是先天注定的，纽约是荷兰人在东部选择的良港，天然的交通位置就得天独厚。而费城是英国王室为了偿还 William Penn 的债务而划给他的一块北美地皮，其地理位置没有占到什么优势，于是无法触碰广大腹地的交通周转地位。到 1790 年左右，纽约的关税收入已经超过费城，在经济上处于优势。
1817 年到 1825 年，Erie Canal 运河凿通，五大湖的水系交通和 Hudson River 连起来，从此内陆广大腹地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五大湖进入 Hudson River 进入纽约周转，纽约的经济地位从此无法超越，费城在东部城市和港口的竞争中进一步失去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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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失去是银行战争。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二合众国银行）位于费城，当时身兼三职：联邦政府的钱袋子（保管国库存款、全国调拨资金）；一家有全国分行网络的商业银行；以及货币的刹车。那个年代没有统一纸币，市面上流通的是几百家州立私人银行各自印发的银行券，凭券可去发行银行兑换金银。第二银行因为收税收进各种银行券，随时可以拿着大把某银行的券上门要求兑现金银——哪家州立银行滥发，它就能让哪家瞬间失血。这个机制逼着全国银行保持克制，等于踩着信贷泡沫的刹车。

1829 到 1837 年Andrew Jackson 当选总统，田纳西种植园主兼战争英雄，基本盘是西部农民和南方州权派。他想取缔这家银行：宪法层面，联邦政府没有被授予开银行的权力；政治经济层面，一家私人所有（政府只占两成股份）却垄断公款、手握全国信贷生杀权的公司，是不受任何选民节制的「怪物」，肥的是东部权贵和英国股东。

1833 年他把联邦存款全部从第二银行抽走，分散存进效忠自己的州立银行。第二银行反击的方式是猛烈收缩信贷、人为制造衰退，想证明「没有我不行」——结果恰好坐实了「怪物」的指控。1836 年特许状到期，被降格为宾州州立银行苟活，1841 年在恐慌中倒闭。

美国从此没有任何央行，一直到 1913 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但全国金融的协调职能不会凭空消失——它非正式地转移给了纽约的私人银行家群体。费城的金融不是天然禀赋，而是一张国会特许状；特许状一死，职能就顺着市场重力落向最大的港口和资金市场——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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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阶级：1820s–1856 废财产限制
种族：1870 黑人男性（纸面）→ 1965 实际落实；华人1943年前不能入籍（排华法案），亚裔入籍权到1952年才完全放开；原住民1924年获公民身份，部分州拖到1948年后
性别：1920（南方黑人女性实际也是1965）

澳大利亚

阶级／性别：1902 联邦层面白人男女普选
种族：同一部1902年法案明文排除原住民及亚洲、非洲、太平洋岛屿裔。原住民1962年联邦投票权，Queensland 州到1965

新西兰

纸面意义上最早，1893男女普选。毛利人1867年起只有4个专属议席、不随人口增长；华人被征人头税、1952年前不能入籍

英国

阶级：1832／1867／1884／1918 逐步放开；复数投票权（大学选区、营业地额外票）到1948年才废——有产者一人多票
宗教：英国特有——Catholics 1829、犹太人1858、无神论者1886 才能任议员
性别：1918／1928

法国

阶级：1848 男性普选
殖民地／种族：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是法国「臣民」而非「公民」，受《原住民法典》（Code de l’indigénat）管制，1946年才名义上获公民权，实际选举还搞「双选举团」稀释票值，真正平等到1958
性别：1944

德国

阶级：1871 帝国议会普选，但普鲁士州议会实行三级选举制到1918——按纳税额分三等，各选同样多的选举人，富人一票顶穷人几十票。
犹太人：1871 完全解放 → 1935 纽伦堡法案剥夺
性别：1919

日本

阶级：1889 仅限纳税男性（约1%人口）→ 1925 男性普选
殖民地：战前住在日本本土的朝鲜人、台湾人可以投票，1945年后因丧失日本国籍反而失去了投票权
冲绳：美军管制下1972年前不能参加国政选举
性别：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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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投票权细节补充：

建国时期：由各州决定资格，通常偏向有财产或纳税的白人男性，但州与州并不完全相同；新泽西一度允许符合财产条件的部分女性和黑人投票。
19世纪前半期：大多数州逐渐取消白人男性的财产门槛；到1850年代，几乎所有成年白人男性都能投票。
1870年，第十五修正案：不能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身份剥夺选举权，法律上首先保障了黑人男性。
1870年代以后：南方通过识字测试、人头税、暴力和行政障碍，实质剥夺大量黑人男性的选举权。
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不能因性别剥夺选举权；黑人女性在宪法文字上也包括其中，但现实中仍受种族性投票障碍限制。
1924年以后：原住民公民权逐步扩展，但一些州继续阻止原住民投票；亚洲移民又长期受“不能归化为公民”的法律限制。
1965年《投票权法》：联邦政府才真正建立强有力机制，打击识字测试、恐吓等种族性投票障碍。
1971年，第二十六修正案：投票年龄降至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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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理解 Bukharian Jews 为什么离开乌兹别克斯坦：

为什么走？苏联时代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被压制宗教，但人身是安全的——问题出在 1989–1991 苏联解体：对乌兹别克民族主义抬头和伊斯兰复兴的恐惧驱动了整个社群的大规模外迁，隔壁塔吉克斯坦 1992 年直接打起内战（塔吉克内战，1992–97，导致杜尚别的布哈拉犹太人几乎全部出逃），经济同时崩盘。而恰在此时两条出路都开着：以色列的 Law of Return（回归法，任何犹太人自动获得移民资格）和美国 1990 年的 Lautenberg Amendment（劳滕伯格修正案，给苏联犹太人类别性难民资格——不需要逐个证明受迫害，身份本身即推定迫害）。社群就按类别整体搬迁，连拉比、屠夫、供应链一起走，所以 Queens 复制出的是一个完整社区而不是散落的个体移民。选美国还是以色列基本看亲属链走向。

本国还剩多少？几乎清空了。1989 年乌兹别克斯坦有 94,900 名犹太人，如今各方估计从数千到一万出头，其中布哈拉犹太人只占约 3,000——而且多数留守者其实是二战时疏散来的 Ashkenazi 后代。核心城市更惨：Bukhara 城本身只剩约 100 人，而光 Queens 就有约 50,000。全美约 70,000 布哈拉犹太人，以色列还有 12–1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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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代朝鲜半岛咸镜道一带饥荒加苛政，高丽农民迁出，同一波移民潮往西过图们江的成了中国朝鲜族，往北进俄国滨海边疆区的成了后来的高丽人。就是这波高丽人，1937 年被斯大林以“可能被日本渗透”为由强制迁移。17 万人塞进货运列车整体被流放到中亚，途中和第一个冬天死了数千人——是苏联第一个被整族流放的民族。他们离开半岛时，「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存在。

朝鲜半岛分裂后，中国这边的高丽人选择了“朝鲜”这个北边的名字，变成了朝鲜族。而中亚这一支无论是出于不站队的有意选择，还是无意识的历史封存，其名字一直保留了“高丽（Koryo）”。

流放后朝语学校全被关闭，改俄语教育，如今高丽人的母语普遍是俄语，高丽话（以咸镜道方言为底）已濒临消亡。所以民族认同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去语言化，靠姓氏（金、朴、崔挂着俄式父称）、生活方式、社群网络存续。如今全后苏联空间内约有五十万高丽人——乌兹别克斯坦约十七八万（最大聚居地）、哈萨克斯坦约十万、俄罗斯十几万。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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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bureki，Samsa 和 Morkovcha

Chebureki：通常为月牙形，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国菜，在中亚地区广泛流行，所以在 Bukharian Jews Kosher 餐厅里迟到也非常合理。外皮接近饺子皮，必须薄，内馅通常是牛羊肉，高温瞬间下锅，炸得松软起泡，里面的肉馅会渗出汁水包在薄皮里，撕开就流出来，像是灌汤包。番茄酱汁用于蘸，解腻，但我觉得一点都不腻，里面的肉汁是清汤，极其鲜美。

Samsa：比起正餐更接近点心，因为外皮是酥皮，类似于馅饼和月饼的外皮，需要用羊油或者黄油一层层抹，做起酥。烹饪技法用的是烤，所以肉馅比起鲜嫩多汁的版本，更接近烤肉，也有孜然搭配，调味不多，非常鲜美。虽然也配了番茄蘸料但是一口没碰，起酥皮加烤肉就很有风味了。

Morkovcha：据说这个东西之所以会传入中亚是因为 1937 年斯大林把远东的朝鲜族整体流放到中亚，他们用当地便宜的胡萝卜复刻了泡菜的调味逻辑。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菜单上还有 kimchi。吃下来感觉没什么特别和，和中国的凉拌胡萝卜差不太多，关键是胡萝卜的土腥味也一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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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kharian Jews（布哈拉犹太人）是来自中亚的犹太社群，主要源自今天的 Uzbekistan 和 Tajikistan——核心城市是 Bukhara、Samarkand、Tashkent。结构上属于 Mizrahi（东方犹太人），区别于 Ashkenazi 和 Sephardi。属于波斯语系犹太社群沿丝绸之路东迁的分支，在中亚可能已有两千年历史，母语是 Bukhori（一种混入希伯来语词汇的 Judeo-Tajik 波斯语方言）。苏联解体后大规模外迁，如今全球最大的聚居地在 Queens 的 Forest Hills / Rego Park，108th Street 被称为 “Bukharian Broadway”。

但是 Bukharian Jews 的餐厅在 Google Map 上都被标注为 Uzbeki，因为 Jewish 这个标签在美国（甚至全球）都已经被 Ashkenazi 占领了。不同分支犹太人的饮食文化截然不同，都更靠近当地本来的食材和文化。

所以 Bukharian 这一支就是吃中亚菜，抓饭、馕。今天早餐跑来吃馕，可惜没买到刚出炉的，想起大学的时候在食堂买新疆馕啃一个下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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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therefore to consider what each of thesethree relations is and ought to be: I mean the relation of master and servant,the marriage relation (the conjunction of man and wife has no name of itsown), and thirdly, the procreative relation (this also has no proper name).

Aristotle, Politics

看不懂他说什么没有合适的名字，查了一下原来是希腊语的问题：

他要把家庭里的三种关系都归成「统治」（archē）来分析——主奴、夫妻、父子——结果发现希腊语只给第一种配了专名。主奴关系有现成的词 δεσποτική（despotikē，源自 despotēs「主人」），因为奴隶制是个法律和经济制度，天天要谈，语言早就为它造好了词。而「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父亲对子女的统治」在当时从来没被当作独立的概念范畴讨论过，所以没有名词。婚姻本身有词（gamos），但那指的是婚配、婚礼这件事，不是夫妻之间那种权力关系。于是亚里士多德只好现场造词：夫妻这种叫 γαμική（gamikē，字面是「婚姻的」），父子这种叫 τεκνοποιητική（teknopoiētikē，字面是「造小孩的」）——他自己都承认这两个词不准确，只是凑合用，所以译文里才反复说「has no proper name」。

我真的要被古希腊男人的臭味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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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知道《愤怒的葡萄》的英文原名是《The grapes of wrath》之后就一直很困惑，因为我一直以为“愤怒的葡萄”里面的形容是愤怒，名词是葡萄，是用“一颗/串/株葡萄，它愤怒”在修辞。结果刚刚才反应过来 The grapes of wrath 其实 wrath（愤怒）才是名词，而 grapes（葡萄）是修辞，就像是“仇恨的种子”“勤劳的果实”一样，葡萄只是一个修辞手法，用来形容愤怒是逐步累积而成最终形成果实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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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 年第一部 Tenement House Law 要求每户接通污水管、后院旱厕有最低配置；1879 年法律催生了所谓 dumbbell tenement（哑铃楼）,强制天井采光；真正的分水岭是 1901 年 Tenement House Law——史称“新法”（New Law），强制既有出租屋改造：每层楼内必须设两个水厕，自来水必须入户。

97 Orchard 在 1901 年后把水管接进了每套公寓，在每层楼梯间装了两个共用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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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被 1832 年霍乱和 1835 年大火（消防无水可用，烧掉下城几百栋楼）连续教训之后，终于下决心修建远程供水系统：从曼哈顿以北 40 英里、Westchester 郡的 Croton River（克罗顿河）筑坝取水，靠纯重力（全程缓坡，不用一台泵）把水送进城——石砌暗渠跨过 Harlem River 时走的是专门修建的 High Bridge（高桥，1848 年完工，纽约现存最老的桥），入城后先到 Receiving Reservoir（收水库，位置在今天 Central Park 里），再到 42nd Street 的 Distributing Reservoir（配水库，埃及神庙风格的巨墙，原址就是今天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馆和 Bryant Park）。1842 年 10 月通水，全城游行庆典、City Hall 前喷泉冲天，是当时全美最大的市政工程。

97 Orchard 1863 年落成时，全楼的供水，也就是后院的水龙头里流的就是 Croton 的水，接的是市政管网。所以这个 building 对比 five points 是本质上的升级和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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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Points（五点区，因五条街交汇得名，位置在今天 Chinatown 的 Columbus Park 一带）是 19 世纪上半叶全美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爱尔兰饥荒移民和自由黑人混居，Dickens 1842 年访美专程去看过并写进游记。它的地基就是它的死因：这片街区建在被填埋的 Collect Pond 上——Collect Pond 原是曼哈顿下城最大的淡水池塘，18 世纪就被周边的制革厂、屠宰场污染成臭水坑，1811 年前后填埋了事。但填埋工程做得潦草，地下水照旧流动，于是整个街区的房屋持续下沉、地窖常年渗水，居民打的浅井直接从这片被污染的、与户外粪坑（privy，旱厕，挖坑架棚，满了雇人夜里掏走，所谓 night soil）互相渗透的地下水里取水。后果是周期性的屠杀式疫情：1832 年霍乱（cholera，经粪口途径传播的烈性肠道传染病，病人腹泻脱水、可在一天内死亡——当时没人知道病因，主流理论还是「瘴气说」miasma theory，认为病由臭气引起）横扫纽约，Five Points 死亡率全城最高；1849 年霍乱再来一轮，还是它最惨。要到 1854 年伦敦医生 John Snow 通过标记霍乱死者住址、锁定 Broad Street 水泵那次著名的流行病学调查，人类才确证霍乱走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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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 Tenement Museum 的新知，以及近期资料整理：

纽约的 Saloon 作为公共空间，在 19 世纪中期兴起，提供社交、同乡会、工作介绍、甚至政治拉票等功能。提供免费简餐是当时的常规操作，Caroline Schneider 就在家里的厨房每天忙碌 7-8 小时准备这些。德式简餐就是黑麦面包、香肠、生洋葱等。其兴起和德国 lager 进入美国，啤酒成为工业化产业有关。
爱尔兰的 saloon 和德式这种家庭聚会、阖家欢乐的性质截然不同。德式 saloon 男女都有，妇女儿童都欢迎，是家庭场所。爱尔兰式 saloon 的规矩是不欢迎女性入内的，男人堡垒：“Good ale, raw onions and no ladie."
Temperance 禁酒运动，新教徒对德裔（啤酒）和爱尔兰（威士忌）天主教移民的道德讨伐。
Tuberculosis——肺结核，19 世纪俗称 consumption（痨病」），由结核杆菌引起、经飞沫传播的慢性传染病，在抗生素出现之前（链霉素 1943 年才发明）基本无法治愈，是 19 世纪欧美城市的头号杀手，尤其肆虐于通风差、居住密度高的 tenement 街区。——John 和 Caroline 死于肺结核。
Panic of 1873（1873 年恐慌）：由铁路投机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崩溃（导火索是 Jay Cooke & Company 银行倒闭），随后是持续约六年的萧条，失业率极高，史称 Long Depression。——Natalie 的丈夫在 1874 年离开家，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1885 年法院宣告他死亡，此后却被发现在 Cincinnati 当街头小贩，死于 1924 年。
”消失的丈夫“：1870 年代萧条期男人/父亲抛家出走的现象极其常见，以至于发行量最大的意第绪语报纸 Jewish Daily Forward《前进报》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失踪丈夫画廊（Gallery of Vanished Husbands）”，让妻子们登寻人启事。
作为第三空间的 Saloon 和作为爱尔兰人政治机器的 Tammany Hall（以及天主教会）在 19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提供社会福利救济之前，承担底层贫穷移民的社会救助工作（并从中获利）。
Biddy（Bridget）和 Paddy（Patrick）：Biddy 是爱尔兰常见女名 Bridget 的昵称（Bridget 源自爱尔兰主保圣人之一 St. Brigid），因为爱尔兰移民女性大量从事家庭帮佣，本土雇主干脆把所有爱尔兰女佣统称 “Bridget” 或 “Biddy” ——不管你叫什么，进了门你就叫 Biddy。同理男性爱尔兰人被统称 “Paddy” （Patrick 的昵称，来自 St.Patrick，衍生出 paddy wagon「囚车」这个至今还在用的词）。
一代爱尔兰男人挖运河修铁路，二代通过 Tammany Hall 变成警察、消防、政府公职；一代爱尔兰女人当女佣，二代当老师、护士和修女。
此后大规模来的意大利移民接班成为最底层的劳工，此时爱尔兰人已经上岸。会说英语的白人，天然就比不会说英语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有优势，何况来得也更早。
Pale of Settlement 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几百年被排除在农业之外，沙俄治下的犹太人被挤压在几乎纯城市化的手工业与小商业里——1897 年俄国人口普查显示，Pale 内犹太就业人口里手工业者（裁缝、鞋匠、木匠、锡匠）占了三四成，加上商贩、店员，涉农的比例微乎其微。
犹太人识字率高，人均研读经书，几乎所有人都识字（虽然并不说英语），同时掌握技术。爱尔兰人会英语且来得早。所以在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的铁三角里，这个阶段底层劳工基本都是意大利人。——德国人更早，且更是知识分子，这个阶段已经开始迁入内陆。
19 世纪白人兄弟会的原住民传统：Tammany Hall 名字取自 17 世纪与殖民者签约的 Lenape 原住民酋长 Tamanend，社团用一堆仿印第安词汇当内部头衔，比如首领叫 Grand Sachem 等。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 一种对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 cosplay。
Boss Tweed（Tammany Hall 的贪腐巅峰）vs 市长 La Guardia（才知道 LGA 机场命名从这来的）
爱尔兰单子继承制下，女儿没有资产没有嫁妆，留在爱尔兰没前途，所以家里如果只能买一张船票，往往买给女儿。Ellis Island 口岸开放后第一个入境的移民是爱尔兰女性。所有移民群体中：犹太人拖家带口，意大利是单身汉打工返乡，爱尔兰的女性比例长期高于男性。Hasia Diner 的《Erin's Daughters in America》（1983），核心论点正是爱尔兰女性移民是一场女性自主的、以就业和教育为导向的迁徙，而不是被动的家属随迁。
犹太人早期最大规模的聚集：成衣业。ILGWU，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国际女装工人工会，1900 年由犹太人成立。 1911 年 Triangle 大火，ILGWU 推动建立了工厂安全立法。——立法委员会里面有 Frances Perkins，后来罗斯福的劳工部长、美国首位女性内阁成员。
犹太人二代离开这个行业，1965 年移民新政开放了亚洲国家，华人大规模涌入，进入下东区，尤其是成衣行业的工厂，成为主力。1980 年带 ILGWU 纽约的会员主体更迭为华人。——香港来的 Wong 家庭就在成衣工厂，接受 ILGWU 的帮助，包括法律咨询、英文学习等。
ILGWU 组织下：1909 年两万人罢工，以犹太女性和意大利女性为主；1982 年 Chinatown 制衣工人大罢工，两万华人女工上街。——后者也是美国华人劳工史上最大的集体行动。
犹太人在成衣业的遗产：零售端包括百货帝国 Macy's、Bloomingdale's、Saks、Gimbels、Filene's；设计师品牌时代包括 Ralph Lauren、Calvin Klein、Donna Karan、Anne Klein、Marc Jacobs、Michael Kors、Kenneth Cole。以及更早的 Levis，创始人 Levi Strauss 是来自巴伐利亚的犹太人。
户外重体力的用工模式需要的是可以塞进工棚、随工程流动的单身青壮男性——意大利“候鸟”正是这个画像（男性占八成上下），华工规模很小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但当时也是“单身汉社会”，所以也有身影（《火车梦》里面写到砍树修铁路被害死的华人）。
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自己也焦虑于「犹太人职业结构畸形、脱离土地和体力劳动」，还专门发起了纠偏运动——1881 年的 Am Olam（希伯来语“永恒之民”，主张犹太人赴美务农），以及富豪 Baron de Hirsch 出资的农业基金，在 New Jersey 南部真的建立了一批犹太农业垦殖点。结果绝大多数没撑多久：没有农业经验、缺资本，而且纽约的成衣业时薪明显更高——垦殖点的年轻人纷纷跑回城里进厂。
运河铁路是爱尔兰人的时代：Erie Canal 1825 年完工，横贯大铁路 1869 年通车。不过也包括部分华工（华人从太平洋进，落点是西部城市）。城市建设是意大利人的时代：纽约地铁 1900 年动工，Williamsburg Bridge 1903 年通车，Manhattan Bridge 1909 年通车，以及修大楼、下水道、修路、港口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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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历史上有两群人。一群是老钱：殖民地时代英格兰清教徒的后裔，住 Beacon Hill，上 Harvard，管银行和律所，十九世纪被称为 Boston Brahmins（波士顿婆罗门）。另一群是 1840 年代大饥荒后涌入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及其后代：住 South Boston 和 Dorchester，当警察、消防员、码头工、建筑工。两群人斗了一百多年（老钱歧视爱尔兰人，爱尔兰人靠人数夺下了市政），这个对立至今是波士顿身份政治的底色。 Dunkin' 就诞生在这个格局的工人阶级一侧：创始地 Quincy 是波士顿南边的工人城镇，它的产品逻辑是工人的逻辑——咖啡要大杯、便宜、加奶加糖、拿了就走，配一个甜甜圈当早饭，全马萨诸塞平均每几公里就有一家。于是在本地文化里，你喝什么咖啡标记你是哪种人：常年喝 Dunkin' 冰咖啡（波士顿人在零下天气喝冰咖啡是全国闻名的怪癖）＝本地人、蓝领、老街坊；喝星巴克或精品手冲＝外来的、读研的、搞科技的。Ben Affleck（在波士顿地区长大、专演波士顿工人阶级角色的影星）公开痴迷 Dunkin'，被拍到每天端着，后来干脆给 Dunkin' 拍了超级碗广告——他成了这个符号的具象化。所以 Dunkin' 的全国广告语「America Runs on Dunkin'」（美国靠 Dunkin' 运转）在马萨诸塞本地人听来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们这些干活的人靠它运转，也是我们这些人在让这个国家运转——一句咖啡广告词被当成了蓝领的自我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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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Ngoy 是 1975 年红色高棉屠杀前夕逃出的柬埔寨难民，被教会担保安置在加州，在连锁店 Winchell's Donuts 受训做学徒，1977 年买下自己的第一家店。他发现甜甜圈是完美的难民生意：原料成本极低、技术几天可学会、凌晨做白天卖、全家上阵不用雇人、不需要英语。于是他开始了一个人的链式移民工程：把一家又一家柬埔寨难民家庭担保过来，租下店铺转租给他们经营，教会他们全套流程。巅峰期他控制着几十家店，人称 Donut King（他本人后来沉迷赌博输光了一切，2020 年有部纪录片《The Donut King》专门讲他）。但他建起的网络活了下来：今天常被引用的估计是南加州八成的独立甜甜圈店由柬埔寨家庭经营。附带一个视觉遗产：美国甜甜圈的标志性粉红纸盒就是这批柬埔寨店主的发明——白色盒子贵，粉色纸板最便宜，省成本省出了一个全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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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6月15日，星期三上午。 East Village 的 St. Mark's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小德意志的德语路德宗教区——包下明轮蒸汽船 General Slocum，举办一年一度的主日学郊游,要去 Long Island 一处野餐林地。船上一千三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因为是工作日上午，男人们都在上班。这是这个教区一年里最温馨的家庭活动。船刚开进 East River 不久，前部的一个储物间(Lamp Room,存放灯油、干草、抹布)起了火——据信是一根丢弃的火柴或烟头点着了干草和油布。然后是一连串几乎每一环都失灵的灾难: 消防水龙腐烂了。船员一拧开,水管在水压下直接爆裂、烂成碎片,根本喷不出水灭火。救生衣是致命的。船上的软木救生衣年久腐朽，一穿就碎成渣；更黑暗的是，有说法指制造商为了达到法定最低重量，往里塞了铁块充数——结果这些"救生衣"不是让人浮起来，而是把跳水的妇孺往下拖沉。救生艇下不来。它们被油漆和铁丝牢牢固定在原位，从没打算真拿来用，危急时根本解不开。船员从没受过训练。这条船从未做过消防演习，火起时船员一片混乱，不知所措。船长的致命决定：船长 William Van Schaick 没有立刻抢滩靠岸，反而继续逆风向上游开——逆风等于给大火猛扇风，火势瞬间失控;他驶过了好几个本可停靠的地点，最后才把船搁浅在 North Brother Island。火借着风扫过整条木船。妇女们穿着厚重的羊毛长裙、又大多不会游泳，母亲们抱着孩子从燃烧的甲板往河里跳。腐烂的救生衣沉了人，厚裙子灌了水，East River 的水流又急。最终约1,021人罹难——烧死或溺亡，其中压倒性多数是那个教区的女人和孩子。这是911之前纽约单日死亡最多的灾难，而它几乎精准地烧掉了小德意志一整代的母亲和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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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1789起)：各州普遍要求选民是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穷人、无产者不能投票。逻辑是"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才有资格参与治理"。 1820s–1850s (Jacksonian Democracy 时期)：各州陆续取消财产资格,扩大到几乎所有成年白人男性(白人男性普选)。 1870年(第15修正案)：宪法禁止因种族剥夺投票权——理论上给了黑人男性选票。但南方随即用人头税、识字测试、祖父条款等手段架空它，黑人实际上被剥夺投票权近一个世纪。 1920年(第19修正案)：女性获得投票权。 1965年(Voting Rights Act)：才真正落实黑人的投票权,摧毁了南方那套系统性阻挠。

我突然意识到女性在美国获得投票权的时间，居然和 cream cheese 被规模化量产的时间一样，也就是说，女性能投票，和犹太人的贝果变成纽约贝果，差不多同一时期发生。

现代生活好脆弱好短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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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建立是因为荷兰人要做生意，商业和交易是这个地方建立和发展的基因，所以以发展为前提，宗教、意识形态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先靠边站，于是长出来一个混乱又多元的城市。贫富差距大，但是危机时刻对弱势群体的隐匿和保护性也好。1654 年逃来的犹太人被加尔文宗信徒的总督驱逐，阿姆斯特丹的公司因为经济用处而驳回。19 世纪西部城市大规模排华，大量华人穿越国境来到纽约，藏匿在下东区的窄小社区里。

费城的建立基础就是对“宽容”的信仰本身，William Penn 吃过信仰迫害的苦，所以一开始就把宗教自由写进城市建立的根本法律里，而且尊重原住民，他在世的时候和原住民交易土地而不是直接夺取。但是这个美好童话没有持续很久，贵格会的“激进”和平与平等在后面的混乱里很快被拉下历史舞台，只是这些精神滋养了后续美国宪法的诞生。

我今天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复杂体制依赖务实的利益往往比依赖纯粹的道德走得更远」的案例。

上一次有此感慨是因为觉得中国的体制，在儒学“君子”的指导思想下往往建立在表面的道德高地之上，但又因为脱离实际，导致文人阶级千百年来对于“表面一套实际一套”非常熟悉。

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看起来是贬义其实不是。因为依赖道德治理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真的依赖“君子”之治，恐怕国家机器都难以充分运转，于是发展出另外一套不靠道德的务实机制来进行实际的操作。缺点就是，这套东西沉在水下无法监管，于是务实发展的同时，也就藏污纳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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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几年一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纽约移民文化里面最突出的、内嵌到了这座城市本身的肌理里面的主要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但如果以绝对数量来说，他们早就已经不占优了，甚至下东区的 Little Italy 都已经随着 Chinatown 的扩张而几乎已经被吞并掉了。

为了找答案去了一趟 Ellis Island，这座自由女神像隔壁的小岛，大部分的土地是依靠填海盖起来的，在 1892 年到 1924 年之间是所有轮船进入纽约的停靠入关检查点。在没有大使馆签发签证的年代，移民上船走到这里，然后下船接受体检和核查，98% 的人最终得以进入纽约。

1924 年，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颁布，从这个时候开始，移民需要现在海外领事馆申请签证，移民核查搬去了海外。同时，移民法还规定了各国的移民配额，而这些配额非常有倾向性，首先亚洲国家一律不接收，0 配额，其次倾向西北欧，而降低了当时比例最高的东南欧移民（意大利、波兰）配额，直到 1965 年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新移民法为止。

和 Claude 讨论上面那个文化肌理问题的时候，它说：

一个族群只要还源源不断迎来新移民，它就一直朝向母国:讲外语、以第一代为主、始终是"移民的"。水龙头一关，它不再被外国出生者补充，重心就移到美国出生的第二、三代身上。这些孩子同化、搬去外区和郊区、通婚、丢掉母语——于是活的移民文化"结晶"成一种怀旧的、美国化的"传统"（意大利裔、犹太裔），不再是流动的移民文化。

我深感诧异又觉得情理之中。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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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宗教故事里面，无论怎么看，最受不了的都是玛利亚童贞生子这一条，充分显示了男权社会面对“每一个人男人最终都是被一个女人生下来的”这一生物定律的惊慌失措和恼羞成怒。

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一通补丁。玛利亚必须是纯洁无暇的，不单“童贞生子”，甚至“无玷始胎”，从自己作为婴儿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豁免了人类的原罪，于是得以成为绝无仅有的唯一“绝对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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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其实争论了几百年。中世纪一些顶级神学家（包括 Thomas Aquinas）一度反对它，理由是——如果马利亚生来就没有原罪，那她岂不是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了？这会架空「基督拯救全人类」的核心。后来的方济各会神学家（尤其 Duns Scotus）给出了化解：马利亚也是靠基督得救的，只不过是「预先」得救——神预见了基督的功劳，提前把这份救赎应用在她受孕的那一刻。这场争论一直到 1854 年才由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正式定为天主教教义（dogma）。注意：这是天主教的教义，东正教和新教并不这么主张。

你看他们多气急败坏啊，不单圣母需要绝对纯洁才能孕育耶稣，而且她还不能免于被救赎。基督要救赎全人类，一个都不能少，包括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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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鳟鱼”这个意向？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在美国钓鳟鱼》到《大河恋》再到最新黄石衍生的《麦迪逊河谷》，鳟鱼和 fly fishing 反复出现，像是一种美国病症。

查了一下：

最核心的一条是飞蝇钓(fly fishing)这套文化。鳟鱼是fly fishing的头号对象鱼，而飞蝇钓在美国早就超出了"运动"的范畴，接近一种世俗的沉思修行——独自站在溪流里，讲究手感、节奏、与水的关系。《大河恋》几乎是这套精神的圣经。这种"钓鳟鱼=接近某种神性/纯粹"的联想，英国白垩溪钓鱼传统里也有，但美国把它和拓荒、西部、孤独男人面对自然的神话焊死在了一起。
鳟鱼对水质极其挑剔，要冷的、含氧高的、干净的活水才能活。所以它天然成了"未被污染的荒野"的象征——爱鳟鱼某种程度上是在缅怀一个正在消失的、伊甸园式的美国景观。保育组织直接就叫 Trout Unlimited。这让鳟鱼带上了一层道德/怀旧的色彩，跟梭罗、跟杰斐逊式田园理想是一条血脉。
文学传统：海明威的《大二心河》里，尼克·亚当斯战后回来钓鳟鱼；布劳提根 1967 年的《在美国钓鳟鱼》，把"在美国钓鳟鱼"这个短语抽离成了一个漂浮的、反文化的符号，跟真鱼已经没关系了。

以及，fly fishing 钓的鱼，是要放生的。而且 fly fishing 没有真正的饵，所用的是一种貌似蝇虫的“假蝇”。飞蝇钓的核心就是抛投，通过人的物理抛投，让假蝇像一只真昆虫一样轻轻落在水面上，而让鳟鱼认为那是一只昆虫，于是跃出水面吃蝇，从而咬钩。也就是说，人在这其中建立的成就感是：读懂这条河的生态（知道此刻在孵化的是什么虫），处于什么生命阶段，然后绑上一只精确模仿的假蝇。——你在模拟鳟鱼的感官世界。
如果鱼咬钩，则意味着你的模拟成功了，你在一种近乎神圣的自然世界里，充分融入并冒充，得到了片刻的介入。然后出于对神圣自然的尊重，再把咬钩的鱼放生，让自然的归于自然。

所以钓鳟鱼在文化上拥有了一种近乎禅修的精神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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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以前，“尼格罗(Negro)”在美国还是个较为常见的对非裔的称呼，甚至比“黑人(Black)”这一称呼的冒犯性更低，而马丁·路德·金在他1963年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甚至以“尼格罗”自称便是一例。从60年代中后期，“尼格罗”开始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白人强加给非裔的称呼，而“黑人”反而成为了非裔美国人骄傲的自称。

《金色笔记》注释

第一次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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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英国已经无力、而美国尚不愿意承担稳定者的角色。两个霸主之间的那个空位期(interregnum)，是致命的。

Charles Kindleberger《1929–1939 世界经济萧条》

金德尔伯格陷阱

一个开放、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本身是一种公共品(non-excludable、non-rival)。而公共品有个先天毛病——因为更多人只愿意搭便车而不是做供给，它会供给不足。
单个国家出于自利不会去提供它；只有一个在整个体系里份额足够大、足够"内部化"了体系收益的霸主，才有动机去供给。

Kindleberger 列出了稳定者必须提供的几项全球公共品：
(1) 在危机中充当最后的进口市场，吸收别人的过剩产能（消费者/进口者 of last resort）;
(2) 提供反周期的长期资本，而不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抽走；
(3) 维持稳定的汇率/货币体系；
(4) 协调宏观政策；
(5) 在金融危机时充当最后贷款人，在系统冻结时注入流动性。
后人又加了一项:安全骨架——开放海道、当全球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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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监狱实验（Zimbardo, 1971）："普通人被赋予权力就会变残忍/情境决定论"曾是心理学课和无数科普的招牌案例。但近年（尤其法国学者 Thibault Le Texier 的研究和 2024 年国家地理纪录片）揭示：看守的暴力行为并非自发，实验前他们被告知要让囚犯日子难过，过程中助手还因"威慑力不够"反复提醒他们——录像里那种"自发"的病态行为部分来自事先的指导。许多原始参与者在纪录片中首次发声，基本印证了这些批评。
需要补充：Zimbardo 生前坚决反驳，认为这些批评没有动摇实验关于"系统与情境力量"的核心结论（他已于 2024 年 10 月去世），所以这是个"被严重质疑、地位崩塌"而非官方撤稿的案例。它也是更大的"心理学可重复性危机"的代表。

啊……第一次知道这个背后还有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