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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年新宪法生效,第一届联邦政府暂驻纽约。1790 年国会同时卡着两件大事,互相成了对方的筹码。

第一件是债务承接。财政部长 Alexander Hamilton 提案:由联邦政府承接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全部债务,合并成一笔国债,用联邦税收偿还。真实目的是让全国的债权人的利益从此绑在联邦政府的存亡上,一举建立国家信用。反对者以 Virginia 为首——南方州大多已经自己还清了债,凭什么再交税替北方州还债,何况南方本能地恐惧一个强大的中央财政。提案在众议院已被否决过。

第二件是永久首都放哪。纽约和费城都想要;同时南方要求放在 Potomac 河畔、Virginia 和 Maryland 之间——离北方金融势力越远越好。

1790 年 6 月,国务卿 Thomas Jefferson 做东,请 Hamilton 和 James Madison(众议院里反对承接案的领袖,Virginia 人)吃了一顿饭。交易内容:Madison 放行债务承接案,交换条件是永久首都定在 Potomac——从零开始新建一座城,即后来的 Washington, D.C.,工期十年;而为了买通宾夕法尼亚代表团的票,这十年过渡期的首都给费城。当年夏天《Residence Act》和《Funding Act》先后通过。

费城的心理:笃定十年会变成永久——谁会真的搬去 Potomac 河边的烂泥地?于是大兴土木,给总统建官邸、给国会建 Congress Hall,全力挽留。结果 1800 年政府准时搬走。所以费城的 1790 年代是它历史的绝对顶点——政治首都、金融首都(Hamilton 的第一银行 1791 年就设在费城)、全国最大城市三位一体。

首都迁走,是费城历史上“三次失去”的起点,第一次,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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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失去是经济和人口上彻底输给纽约。这个失去是先天注定的,纽约是荷兰人在东部选择的良港,天然的交通位置就得天独厚。而费城是英国王室为了偿还 William Penn 的债务而划给他的一块北美地皮,其地理位置没有占到什么优势,于是无法触碰广大腹地的交通周转地位。到 1790 年左右,纽约的关税收入已经超过费城,在经济上处于优势。
1817 年到 1825 年,Erie Canal 运河凿通,五大湖的水系交通和 Hudson River 连起来,从此内陆广大腹地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五大湖进入 Hudson River 进入纽约周转,纽约的经济地位从此无法超越,费城在东部城市和港口的竞争中进一步失去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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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失去是银行战争。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二合众国银行)位于费城,当时身兼三职:联邦政府的钱袋子(保管国库存款、全国调拨资金);一家有全国分行网络的商业银行;以及货币的刹车。那个年代没有统一纸币,市面上流通的是几百家州立私人银行各自印发的银行券,凭券可去发行银行兑换金银。第二银行因为收税收进各种银行券,随时可以拿着大把某银行的券上门要求兑现金银——哪家州立银行滥发,它就能让哪家瞬间失血。这个机制逼着全国银行保持克制,等于踩着信贷泡沫的刹车。

1829 到 1837 年Andrew Jackson 当选总统,田纳西种植园主兼战争英雄,基本盘是西部农民和南方州权派。他想取缔这家银行:宪法层面,联邦政府没有被授予开银行的权力;政治经济层面,一家私人所有(政府只占两成股份)却垄断公款、手握全国信贷生杀权的公司,是不受任何选民节制的「怪物」,肥的是东部权贵和英国股东。

1833 年他把联邦存款全部从第二银行抽走,分散存进效忠自己的州立银行。第二银行反击的方式是猛烈收缩信贷、人为制造衰退,想证明「没有我不行」——结果恰好坐实了「怪物」的指控。1836 年特许状到期,被降格为宾州州立银行苟活,1841 年在恐慌中倒闭。

美国从此没有任何央行,一直到 1913 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但全国金融的协调职能不会凭空消失——它非正式地转移给了纽约的私人银行家群体。费城的金融不是天然禀赋,而是一张国会特许状;特许状一死,职能就顺着市场重力落向最大的港口和资金市场——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