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语世界里找资料翻阅历史真的太幸福了，和找中文资料相比，我已经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在网上，什么有盗版什么找不到盗版但是可以花钱都清清楚楚。找到的东西边界清晰，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文章，你知道它是什么，属于什么性质，可信度多少，然后你可以判断、过滤、拼凑、抽象，最终为自己所用。
但是中文，大量浩繁典籍散落在各种你也不知道靠不靠谱的地方，如果试图从公开网络上找，大概率你能用的中文资料就是那些来自上个世纪的搜狐网，以及各种被流量算法洗出来的今日头条中文垃圾。有质量的个体表达分散在不同的封闭平台，公开网络搜不到，甚至爬虫难度都很高。
于是最终，“理解自己”却成了最难的事情。
我这几年一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纽约移民文化里面最突出的、内嵌到了这座城市本身的肌理里面的主要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但如果以绝对数量来说，他们早就已经不占优了，甚至下东区的 Little Italy 都已经随着 Chinatown 的扩张而几乎已经被吞并掉了。
为了找答案去了一趟 Ellis Island，这座自由女神像隔壁的小岛，大部分的土地是依靠填海盖起来的，在 1892 年到 1924 年之间是所有轮船进入纽约的停靠入关检查点。在没有大使馆签发签证的年代，移民上船走到这里，然后下船接受体检和核查，98% 的人最终得以进入纽约。
1924 年，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颁布，从这个时候开始，移民需要现在海外领事馆申请签证，移民核查搬去了海外。同时，移民法还规定了各国的移民配额，而这些配额非常有倾向性，首先亚洲国家一律不接收，0 配额，其次倾向西北欧，而降低了当时比例最高的东南欧移民（意大利、波兰）配额，直到 1965 年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新移民法为止。
和 Claude 讨论上面那个文化肌理问题的时候，它说：
一个族群只要还源源不断迎来新移民，它就一直朝向母国:讲外语、以第一代为主、始终是"移民的"。水龙头一关，它不再被外国出生者补充，重心就移到美国出生的第二、三代身上。这些孩子同化、搬去外区和郊区、通婚、丢掉母语——于是活的移民文化"结晶"成一种怀旧的、美国化的"传统"（意大利裔、犹太裔），不再是流动的移民文化。
我深感诧异又觉得情理之中。是为记。
突然想到觉得很有趣：
欧洲殖民者来美国的时候，尤其是东部海岸线，起名都是 new + 自己的名字。东北一片叫 New England，荷兰占领区是 New Netherlands，曼哈顿最南端叫 New Amsterdam，英国人占了之后就改名叫 New York，以此类推。
后来美国吸纳的大量移民来了也要返璞归真，找到自己的故土联接，意大利聚集区叫 Little Italy，现在泰国人在 Elmhurst 有一个 Little Thailand，埃及人有 Astoria 的 Little Egypt 等等。
不过东亚人好像就不一样，东亚人不整 little，上来就说 town：Chinatown，Ktown，Jtown……
我其实不知道原因，我的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是：Little 背后还是有一种融合姿态在的，因为早期的 Little 都是欧洲移民，虽然艰难、被视为低等劳工，但整体是有融合可能性的。后续来的其他国家新移民，自然也就借鉴了这个更加通用的命名模式。
但是 Chinatown 的背后是 a town within a city，有一种隔绝和封闭性，无论这个名字来自内部（外界危险）还是外部（排斥华人），都具有明显的排斥性特征。Koreatown 和 Japantown 都成型更晚，于是更多 借鉴了东亚移民的逻辑，成为一种命名惯性，毕竟没有几个人可以靠外貌区分东亚三国。由此沿革下来。
无论哪一种，当移民无论主动被动离开故土，终其一生可能都在一种寻觅和怀旧里，名字可见一斑。
纽约的建立是因为荷兰人要做生意，商业和交易是这个地方建立和发展的基因，所以以发展为前提，宗教、意识形态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先靠边站，于是长出来一个混乱又多元的城市。贫富差距大，但是危机时刻对弱势群体的隐匿和保护性也好。1654 年逃来的犹太人被加尔文宗信徒的总督驱逐，阿姆斯特丹的公司因为经济用处而驳回。19 世纪西部城市大规模排华，大量华人穿越国境来到纽约，藏匿在下东区的窄小社区里。
费城的建立基础就是对“宽容”的信仰本身，William Penn 吃过信仰迫害的苦，所以一开始就把宗教自由写进城市建立的根本法律里，而且尊重原住民，他在世的时候和原住民交易土地而不是直接夺取。但是这个美好童话没有持续很久，贵格会的“激进”和平与平等在后面的混乱里很快被拉下历史舞台，只是这些精神滋养了后续美国宪法的诞生。
我今天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复杂体制依赖务实的利益往往比依赖纯粹的道德走得更远」的案例。
上一次有此感慨是因为觉得中国的体制，在儒学“君子”的指导思想下往往建立在表面的道德高地之上，但又因为脱离实际，导致文人阶级千百年来对于“表面一套实际一套”非常熟悉。
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看起来是贬义其实不是。因为依赖道德治理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真的依赖“君子”之治，恐怕国家机器都难以充分运转，于是发展出另外一套不靠道德的务实机制来进行实际的操作。缺点就是，这套东西沉在水下无法监管，于是务实发展的同时，也就藏污纳垢了。
整个宗教故事里面，无论怎么看，最受不了的都是玛利亚童贞生子这一条，充分显示了男权社会面对“每一个人男人最终都是被一个女人生下来的”这一生物定律的惊慌失措和恼羞成怒。
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一通补丁。玛利亚必须是纯洁无暇的，不单“童贞生子”，甚至“无玷始胎”，从自己作为婴儿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豁免了人类的原罪，于是得以成为绝无仅有的唯一“绝对纯洁”。
这个观念其实争论了几百年。中世纪一些顶级神学家（包括 Thomas Aquinas）一度反对它，理由是——如果马利亚生来就没有原罪，那她岂不是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了？这会架空「基督拯救全人类」的核心。后来的方济各会神学家（尤其 Duns Scotus）给出了化解：马利亚也是靠基督得救的，只不过是「预先」得救——神预见了基督的功劳，提前把这份救赎应用在她受孕的那一刻。这场争论一直到 1854 年才由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正式定为天主教教义（dogma）。注意：这是天主教的教义，东正教和新教并不这么主张。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鳟鱼”这个意向？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在美国钓鳟鱼》到《大河恋》再到最新黄石衍生的《麦迪逊河谷》，鳟鱼和 fly fishing 反复出现，像是一种美国病症。
查了一下：
最核心的一条是飞蝇钓(fly fishing)这套文化。鳟鱼是fly fishing的头号对象鱼，而飞蝇钓在美国早就超出了"运动"的范畴，接近一种世俗的沉思修行——独自站在溪流里，讲究手感、节奏、与水的关系。《大河恋》几乎是这套精神的圣经。这种"钓鳟鱼=接近某种神性/纯粹"的联想，英国白垩溪钓鱼传统里也有，但美国把它和拓荒、西部、孤独男人面对自然的神话焊死在了一起。
鳟鱼对水质极其挑剔，要冷的、含氧高的、干净的活水才能活。所以它天然成了"未被污染的荒野"的象征——爱鳟鱼某种程度上是在缅怀一个正在消失的、伊甸园式的美国景观。保育组织直接就叫 Trout Unlimited。这让鳟鱼带上了一层道德/怀旧的色彩，跟梭罗、跟杰斐逊式田园理想是一条血脉。
文学传统：海明威的《大二心河》里，尼克·亚当斯战后回来钓鳟鱼；布劳提根 1967 年的《在美国钓鳟鱼》，把"在美国钓鳟鱼"这个短语抽离成了一个漂浮的、反文化的符号，跟真鱼已经没关系了。
以及，fly fishing 钓的鱼，是要放生的。而且 fly fishing 没有真正的饵，所用的是一种貌似蝇虫的“假蝇”。飞蝇钓的核心就是抛投，通过人的物理抛投，让假蝇像一只真昆虫一样轻轻落在水面上，而让鳟鱼认为那是一只昆虫，于是跃出水面吃蝇，从而咬钩。也就是说，人在这其中建立的成就感是：读懂这条河的生态（知道此刻在孵化的是什么虫），处于什么生命阶段，然后绑上一只精确模仿的假蝇。——你在模拟鳟鱼的感官世界。
如果鱼咬钩，则意味着你的模拟成功了，你在一种近乎神圣的自然世界里，充分融入并冒充，得到了片刻的介入。然后出于对神圣自然的尊重，再把咬钩的鱼放生，让自然的归于自然。
所以钓鳟鱼在文化上拥有了一种近乎禅修的精神意涵。
马尔早年研究高加索语言，革命后他把自己的语言学重新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带有阶级性（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无产阶级的语言是两种东西），各民族语言终将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融合成一种世界语；同时他把西方那套行之有效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斥为"资产阶级货色"，全盘否定。问题在于，这套东西既不科学、又被树成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谁反对谁就背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风险。于是真正懂行的语言学家被压住，整个学科陷入停滞。
历史里总是不乏这样的政治化学者，上面的风往哪里吹，他的笔头子就往哪里倒。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似乎看得挺清楚，但是如果把这种显微镜往真实的生活里面调整一下，就会感觉到微观的生活恰恰就是微观的政治。我的脑海中会回想起很多个人，但细究下来又不是具体的人，他们会变成一个模糊的重影。他们空心、怯懦，因为有想要得到的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有时候只是虚幻的进步和想象出来的前景）于是拼命扮演那个权力核心只字片语中透露出来方向的人格。于是他们今天是这个人格，明天是那个人格，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人格，换一家公司甚至可能会改头换面。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看这样一本共产主义信仰幻灭的私人笔记，能够看到这么多 21 世纪的众生相来。我心里大概已经描摹他们许久了吧。
创伤叙事是不满在当下采取的私人化、去政治化形态。它把痛苦的根源定位在过去、定位在私人家庭里，这比定位在当下、定位在政治经济秩序里要安全得多、也更"可操作"(后者要求集体行动,而不是个人疗愈)。
换句话说，当集体性的出路显得不可得，讨论就退回到"我妈"——疏离不再关于结构，而关于原生家庭。Lasch 的《自恋主义文化》、Furedi 讲的 therapy culture 就是这个：治疗语言填补了宗教和共享道德框架退场后的真空，成了我们谈论内在性时唯一现成的词汇。
高度抽象对自己有利，对沟通不利。所以高度抽象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选择。又因为人的记忆对经历记忆深刻，而对道理走马观花，所以高度抽象经常会变成一种智慧陷阱。
Molly at Large
你看他们多气急败坏啊，不单圣母需要绝对纯洁才能孕育耶稣，而且她还不能免于被救赎。基督要救赎全人类，一个都不能少，包括自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