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rt Thoughts

感觉制度设计里面要回答的问题分别是：谁能投票，什么职位拿出来选，候选人提名怎么来，怎么选和计票（单一选区还是比例制，选区划分），选出来的职位任期多长（长视 vs 短视），制度单位之间的关系（谁选谁，是否同时任职），制度单位之间的张力（合法否决的手段），事后审查和反制（违宪审查）。

研究波士顿就要研究宗教（宗教原因迫使清教徒来到新英格兰），研究纽约就要研究移民（1811 年以后城市才长成今天这样，基本之后的建设全靠移民），研究费城就要研究民主制度（国家诞生地，以及之后靠制度的制衡失去了政治和金融地位）。然后研究民主制度就要从美国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就开始了光荣革命权力法案以及上下议院的传统……

照这个顺序下去，走完美国的时候应该就走完了欧陆。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面对底层民众时，无论是他们所谓的“低素质”、“缺乏文化”、显得不那么理智，还是劣根性——但凡是鲁迅所批判的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那一类，我就会更加愿意去理解，或者说下意识地理解为，这是整体体制所造成的。被装在一个刻意制造的远离资源的匮乏无知的壳子里，从而影响了人本身潜力被发挥出来的可能性和空间。

但是当我在面对同样批量被制造出来的优绩主义和精英主义时，我却更容易下意识归咎到他们自己这个个体头上，而不是某一个体制把他们塑造成这样。

这种下意识的差距，也许既可以解释成我的平民阶级自觉和背景，也可以解释成是一种不自觉的反抗和报复——反抗那种认为成功都是由个体缔造，而并非由整个社会托举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来自他们自己，于是也容易被潜移默化报应到这里。

才呆了三天，感觉自己不喜欢波士顿。但是说不出来原因。

像是那种一切都很完美的好学生，你找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但是你就是不喜欢。老钱婆罗门与我无关，没有阻止我，也没有向我投来不友善的眼神，甚至一切都很友善，街道很干净，地铁有人和你打招呼……一切都像是最初的清教徒所想要构建的道德共同体的感觉，但你走在其中就是有强烈的“这是他们的城市”的感觉。这个“他们"，甚至不是美国人，而是特别具体的一群从英国登陆的清教徒的后代，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他们的痕迹，具体到人、名字、家族，甚至到他们在教堂里面拥有的卡座位置。你和他们的距离不是本地人和游客的距离，而是跨越阶级的生殖隔离，相互瞧不上，于是只好相互露出友好的目光，微笑致敬。

这种感觉如此明显，或许也是因为纽约的对照组。要论有钱人，纽约绝不输给波士顿，但是因为纽约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任何人，于是所有人都是外人，街上充满了横冲直撞、又脏又乱、破口大骂，到处是有钱人，但是没有婆罗门。

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语世界里找资料翻阅历史真的太幸福了，和找中文资料相比，我已经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在网上，什么有盗版什么找不到盗版但是可以花钱都清清楚楚。找到的东西边界清晰，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文章，你知道它是什么，属于什么性质，可信度多少，然后你可以判断、过滤、拼凑、抽象，最终为自己所用。

但是中文，大量浩繁典籍散落在各种你也不知道靠不靠谱的地方，如果试图从公开网络上找，大概率你能用的中文资料就是那些来自上个世纪的搜狐网，以及各种被流量算法洗出来的今日头条中文垃圾。有质量的个体表达分散在不同的封闭平台，公开网络搜不到，甚至爬虫难度都很高。

于是最终，“理解自己”却成了最难的事情。

突然想到觉得很有趣：

欧洲殖民者来美国的时候，尤其是东部海岸线，起名都是 new + 自己的名字。东北一片叫 New England，荷兰占领区是 New Netherlands，曼哈顿最南端叫 New Amsterdam，英国人占了之后就改名叫 New York，以此类推。

后来美国吸纳的大量移民来了也要返璞归真，找到自己的故土联接，意大利聚集区叫 Little Italy，现在泰国人在 Elmhurst 有一个 Little Thailand，埃及人有 Astoria 的 Little Egypt 等等。

不过东亚人好像就不一样，东亚人不整 little，上来就说 town：Chinatown，Ktown，Jtown……

我其实不知道原因，我的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是：Little 背后还是有一种融合姿态在的，因为早期的 Little 都是欧洲移民，虽然艰难、被视为低等劳工，但整体是有融合可能性的。后续来的其他国家新移民，自然也就借鉴了这个更加通用的命名模式。

但是 Chinatown 的背后是 a town within a city，有一种隔绝和封闭性，无论这个名字来自内部（外界危险）还是外部（排斥华人），都具有明显的排斥性特征。Koreatown 和 Japantown 都成型更晚，于是更多 借鉴了东亚移民的逻辑，成为一种命名惯性，毕竟没有几个人可以靠外貌区分东亚三国。由此沿革下来。

无论哪一种，当移民无论主动被动离开故土，终其一生可能都在一种寻觅和怀旧里，名字可见一斑。

纽约的建立是因为荷兰人要做生意，商业和交易是这个地方建立和发展的基因，所以以发展为前提，宗教、意识形态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先靠边站，于是长出来一个混乱又多元的城市。贫富差距大，但是危机时刻对弱势群体的隐匿和保护性也好。1654 年逃来的犹太人被加尔文宗信徒的总督驱逐，阿姆斯特丹的公司因为经济用处而驳回。19 世纪西部城市大规模排华，大量华人穿越国境来到纽约，藏匿在下东区的窄小社区里。

费城的建立基础就是对“宽容”的信仰本身，William Penn 吃过信仰迫害的苦，所以一开始就把宗教自由写进城市建立的根本法律里，而且尊重原住民，他在世的时候和原住民交易土地而不是直接夺取。但是这个美好童话没有持续很久，贵格会的“激进”和平与平等在后面的混乱里很快被拉下历史舞台，只是这些精神滋养了后续美国宪法的诞生。

我今天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复杂体制依赖务实的利益往往比依赖纯粹的道德走得更远」的案例。

上一次有此感慨是因为觉得中国的体制，在儒学“君子”的指导思想下往往建立在表面的道德高地之上，但又因为脱离实际，导致文人阶级千百年来对于“表面一套实际一套”非常熟悉。

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看起来是贬义其实不是。因为依赖道德治理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真的依赖“君子”之治，恐怕国家机器都难以充分运转，于是发展出另外一套不靠道德的务实机制来进行实际的操作。缺点就是，这套东西沉在水下无法监管，于是务实发展的同时，也就藏污纳垢了。

我这几年一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纽约移民文化里面最突出的、内嵌到了这座城市本身的肌理里面的主要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但如果以绝对数量来说，他们早就已经不占优了，甚至下东区的 Little Italy 都已经随着 Chinatown 的扩张而几乎已经被吞并掉了。

为了找答案去了一趟 Ellis Island，这座自由女神像隔壁的小岛，大部分的土地是依靠填海盖起来的，在 1892 年到 1924 年之间是所有轮船进入纽约的停靠入关检查点。在没有大使馆签发签证的年代，移民上船走到这里，然后下船接受体检和核查，98% 的人最终得以进入纽约。

1924 年，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颁布，从这个时候开始，移民需要现在海外领事馆申请签证，移民核查搬去了海外。同时，移民法还规定了各国的移民配额，而这些配额非常有倾向性，首先亚洲国家一律不接收，0 配额，其次倾向西北欧，而降低了当时比例最高的东南欧移民（意大利、波兰）配额，直到 1965 年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新移民法为止。

和 Claude 讨论上面那个文化肌理问题的时候，它说：

一个族群只要还源源不断迎来新移民，它就一直朝向母国:讲外语、以第一代为主、始终是"移民的"。水龙头一关，它不再被外国出生者补充，重心就移到美国出生的第二、三代身上。这些孩子同化、搬去外区和郊区、通婚、丢掉母语——于是活的移民文化"结晶"成一种怀旧的、美国化的"传统"（意大利裔、犹太裔），不再是流动的移民文化。

我深感诧异又觉得情理之中。是为记。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鳟鱼”这个意向？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在美国钓鳟鱼》到《大河恋》再到最新黄石衍生的《麦迪逊河谷》，鳟鱼和 fly fishing 反复出现，像是一种美国病症。

查了一下：

1. 最核心的一条是飞蝇钓(fly fishing)这套文化。鳟鱼是fly fishing的头号对象鱼，而飞蝇钓在美国早就超出了"运动"的范畴，接近一种世俗的沉思修行——独自站在溪流里，讲究手感、节奏、与水的关系。《大河恋》几乎是这套精神的圣经。这种"钓鳟鱼=接近某种神性/纯粹"的联想，英国白垩溪钓鱼传统里也有，但美国把它和拓荒、西部、孤独男人面对自然的神话焊死在了一起。

2. 鳟鱼对水质极其挑剔，要冷的、含氧高的、干净的活水才能活。所以它天然成了"未被污染的荒野"的象征——爱鳟鱼某种程度上是在缅怀一个正在消失的、伊甸园式的美国景观。保育组织直接就叫 Trout Unlimited。这让鳟鱼带上了一层道德/怀旧的色彩，跟梭罗、跟杰斐逊式田园理想是一条血脉。

3. 文学传统：海明威的《大二心河》里，尼克·亚当斯战后回来钓鳟鱼；布劳提根 1967 年的《在美国钓鳟鱼》，把"在美国钓鳟鱼"这个短语抽离成了一个漂浮的、反文化的符号，跟真鱼已经没关系了。

以及，fly fishing 钓的鱼，是要放生的。而且 fly fishing 没有真正的饵，所用的是一种貌似蝇虫的“假蝇”。飞蝇钓的核心就是抛投，通过人的物理抛投，让假蝇像一只真昆虫一样轻轻落在水面上，而让鳟鱼认为那是一只昆虫，于是跃出水面吃蝇，从而咬钩。也就是说，人在这其中建立的成就感是：读懂这条河的生态（知道此刻在孵化的是什么虫），处于什么生命阶段，然后绑上一只精确模仿的假蝇。——你在模拟鳟鱼的感官世界。
如果鱼咬钩，则意味着你的模拟成功了，你在一种近乎神圣的自然世界里，充分融入并冒充，得到了片刻的介入。然后出于对神圣自然的尊重，再把咬钩的鱼放生，让自然的归于自然。

所以钓鳟鱼在文化上拥有了一种近乎禅修的精神意涵。

创伤叙事是不满在当下采取的私人化、去政治化形态。它把痛苦的根源定位在过去、定位在私人家庭里，这比定位在当下、定位在政治经济秩序里要安全得多、也更"可操作"(后者要求集体行动,而不是个人疗愈)。

换句话说，当集体性的出路显得不可得，讨论就退回到"我妈"——疏离不再关于结构，而关于原生家庭。Lasch 的《自恋主义文化》、Furedi 讲的 therapy culture 就是这个：治疗语言填补了宗教和共享道德框架退场后的真空，成了我们谈论内在性时唯一现成的词汇。

高度抽象对自己有利，对沟通不利。所以高度抽象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选择。又因为人的记忆对经历记忆深刻，而对道理走马观花，所以高度抽象经常会变成一种智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