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posts

135 threads

Burek,烤出来的咸馅饼,波斯尼亚人的日常早点。

资料介绍说是奥斯曼帝国留下来的,土耳其语叫 börek。奥斯曼统治巴尔干四百多年,这种薄面皮卷馅的烤饼就留在了整个地区,近亲有希腊的菠菜派 spanakopita。波斯尼亚版本的特点是卷成管状再盘起来。土耳其的 börek 则形状很多,有叠成方块切着卖的,也有卷成小雪茄形炸的。面包店里通常是整盘烤好放在热柜里,按块或按重量卖,一块螺旋的大概有一个手掌那么大,一人一块。标准搭配是一杯酸奶。

这家店的名字就叫 Burek,在 St.Louis 的 Bevo Mill,世界上除了波黑之外最大的波斯尼亚人聚集区。店里在播放波斯尼亚音乐的 MV,女的性感摇臀,男的烟嗓合唱,很像 90 年代那种男女合唱的感觉。冰柜里只有水和可口可乐,以及 kefir 酸奶,我于是立刻相信了一半波斯尼亚人吃这个要配酸奶的说法。
7.5 一块,我以为是一张饼切下来的一小块,结果没想到给的就是一个饼,只不过这个饼是一个相对小饼,意思是一人份,但显然一个人吃是很多的,后来听见老板接电话有人预定,一大块是 32 刀,供 6-7 人吃,还有一个 2-3 人吃的尺寸。

我来的时间太早了,老板才正在开始擀面,说要等 20 分钟烤出来,我说没问题,就是想吃热乎的。过了一会儿老板娘又出来问我是不是对面 massage 店的老板,我说不是,我只是一个 stupid tourist。她笑了,说里面的老板硬说我看着眼熟,是对面店里的。我想可能对面是个亚洲人开的 massage。

热乎乎出炉,老板娘戴手套帮我切开,热气烫手,让我小心点吃。我吃了一口,嘎嘣脆。牛肉有点咸,但是面皮薄脆多层,又有嚼劲,我说着只吃一半只吃一半,最后还是都吃完了,我总是这样。倒是酸奶,有股奇怪味道,这个牌子没喝过,只喝了一半。


结论:一条新建高速穿过市中心,会使这座中心城市人口下降约 18%。而如果州际公路系统从未建成,全美中心城市人口本应增长约 8%,而不是实际下降了 17%。
Nathaniel Baum-Snow《Did Highways Cause Suburbanization?》(2007)

1835 年 Missouri 州议会立法,州内每个自由黑人都必须向所在县的法院申请居住许可证(freedom license)。背景是 Missouri 三面被自由州包着,议员们担心邻州的自由黑人搬进来煽动奴隶造反。申请人得是 Missouri 出生,或者证明自己 1825 年 1 月起就一直住在本州,还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品行良好、有正当职业能养活自己。法院不批,就得离开本州;搬到另一个县要重新申请。许可证上记下这个人的年龄、身高、相貌和职业。

1843 年又加了一条,如图——拿许可证之前必须签一张担保书,找一个或几个担保人一起押钱。担保人这一条是关键。担保人要有财产才有资格,实际上多半得是白人。所以一个自由黑人能不能留在这座城里,取决于有没有一个白人愿意拿自己的钱替他作保。Bond 这个词本身既是「担保」也是「锁链」。


历史学者 Kristen Layne Anderson 《Abolitionizing Missouri》(2016)用 St. Louis 的德语报纸、人口普查和私人文件,逐年追踪 1848 到 1870 年间当地德国人对奴隶制和黑人的态度。她的结论是:少数德国人确实配得上「主张种族平等」的名声,但很多人只在奴隶制碍到自己利益时才反对它。奴隶制跟自己生活无关时,他们不理会;等到它威胁国家稳定、威胁他们拿到西部土地的机会时,才起来反对。 具体说,当时一个德国移民反对奴隶制,常见的理由是这些:奴隶主把西部新土地占了,自由农民就没地可分;奴隶的无偿劳动压低了自由工人的工资;蓄奴的本地上层同时也是排斥移民的那批人。 这些理由每一条都是真的,1861 年他们也确实拿起枪了,不是光说说。但这些理由里没有一条要求你认为黑人和你平等。 另外德国人内部激进的那部分主要是 Forty-Eighters(1848 年德意志各邦革命失败后流亡来的那批人,多为受过教育的共和派);保守的德国人,包括不少天主教徒和老派路德宗信徒,态度要冷淡得多。

试图理解为什么在蓄奴州 Missouri,当年的 St.Louis 德国移民组织起来反对奴隶制。1861 年内战爆发后,联邦军官试图夺取 St.Louis 的军火库,德国移民的志愿民兵先动手,包围并缴械了州民兵营地。


美国只有两种食物:一种是移民来得特别早所以漫长时空演化里加入了殖民时代工业时代现实条件改造的移民食物,一种是 1965 年以后才大规模且持续地进入美国于是得以保留原本的风味讲究 authenticity 的移民食物。

最近都在吃前者,截至目前已经吃了四种不同风格的披萨和三种不同风格的热狗,以及德式碎牛肉的各种变种。 总体而言,来得早且成规模的移民其实只有英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除去基本没有美食文化可以继承的英国和爱尔兰,再去掉宗教聚集过强所以没能铺开的犹太人,最后就是德国人贡献了碎肉和香肠的各种组合(含热狗),意大利人贡献了剩下的所有一切。


在 Cincinnati 就发现,西边 Washington Camp 这个工人区的油价只要不到 3.6 刀(Regular),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低的油价了,当时还以为 Cincinnati 的油价都特别便宜。

后来开车走的时候,经过东边的富人区 Hyde Park 附近,发现这里的油价居然是 4.6 往上。然后才意识到,哪怕是同一家汽油公司,油价也是完完全全根据周边的消费水平和阶级来定的:富人区就是更贵,穷人区因为付不起那么贵,所以就会便宜一点。

结果这两天到了芝加哥,可能因为我住在北边(相对比较好的区域),从北边一直开车到市区,油价不但都在 4.6 以上,甚至一度飙升到了 5 刀,是我离开纽约以来目前看到的最贵的油价。

我在想,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模式下的因人定价呢?只是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一切最终都是由资本市场和公司利润决定的,甚至在美国绝大部分城市,城市的发展、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由企业而不是政府提供的。企业长期以来都拥有更大的独立和自主权,而政府的权力和自主性则较小,要完全依靠当地的税基。

从这个角度来想,其实这就是国内天天被大家诟病的所谓“因人定价”和“大数据杀熟”,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只是美国这件事情特别自然,而在国内,我们可不是一个意识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好像就变得很难接受了。


一定程度上感觉美国城市和生活的运维掌握在企业手里。企业比政府更灵活、执行力更强,很多时候离生产力更近,受到选民的限制更少。——没有选民压力,甚至不受到公共监督,于是让企业变成了更先进也更危险的存在。


这种影印印刷机,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爸学校还用的是这个,到了期末考试要印试卷的时候,需要有专门的老师工作好几天,排版好然后刷油一张一张印。我还玩过,搞得一手油。如果不是在博物馆看到,几乎都已经忘了。

在后发展国家的后发展地区出生就是有这个好处,别人的历史可以在你的人生里急剧压缩成短短几十年。


匹兹堡才是美国工人阶级苦难史的巅峰,但是今天这个工人阶级下苦力的印象却被芝加哥拿走了,因为有记者有文学作品有芝加哥大学持续几十年的街头记录,历史被芝加哥书写了。

说明什么,说明历史还是需要养文人。哪怕是为了虚名呢。


权利(human rights)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没有共识:

  • 神学/自然法路线:权利来自上帝或自然秩序。洛克:人是上帝的造物,所以不可侵犯。逻辑上最完整,代价是先信神。世俗时代这条路基本走不通了,而 Nozick 继承了洛克的权利清单却扔掉了洛克的上帝。

  • 康德路线:权利来自人的理性能动性和尊严——因为你是能自主设定目的的存在,所以不能只被当工具。当代有 Alan Gewirth 等人试图从"做一个行动者需要什么条件"严格推出权利。问题是从"我行动需要自由"推到"你有义务不干涉我",中间那一步无法推理通过。(以及人的理性怎么就特殊了呢?)

  • 契约路线:权利不是被发现的,是被构造的——它们是理性的人在公平条件下会同意的规则。Rawls 的无知之幕属于这个版本;T. M. Scanlon 的版本是"没人能合理拒绝的原则"。优点是不需要形而上学;代价是权利的内容取决于你怎么设置谈判条件(甚至谈判桌规则都会影响结果)。

  • 功利/后果路线:权利是有用的社会规则——保护它们长期收益最大,仅此而已。休谟(权利是演化出来的惯例)、密尔、边沁属于这一派。代价:权利变成工具,理论上总有例外,且总有少数,变成少数就失去正当性。

  • 政治/实践路线:干脆不问哲学根基,把人权当成一种历史成就和政治实践。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起草时各国哲学背景水火不容,法国哲学家 Jacques Maritain:我们能就这些权利达成一致,条件是谁都别问为什么。


看到了一个好震撼的利用制度的案例:

美国参议院议事的规则有一个《参议院常设规则手册》——一套四十来条的成文议事总章程,其中第 22 条就是 cloture 规则(终结辩论需三分之二投票,也就是 60 票,因为参议院只要还有一个人有异议就不能继续,除非终结辩论。而修改这个规则手册本身需要出席者三分之二)。

参议院的实际运行 = 成文规则 + 判例。四十来条成文规则覆盖不了议事中的无数情况,缺口由历年积累的程序判例填补,日常裁决由主持人作出——主持人身边坐着一位无党派的议事官(parliamentarian),负责根据判例告诉主持人该怎么裁。

2013 年 11 月 21 日民主党「降低一般联邦法官投票门槛为简单多数」的操作路径:

第一步,民主党领袖 Reid 挑了一件被“议事阻挠”卡住的法官任命,对主持人提出程序质询:"我主张,按正确理解,对行政与司法任命(最高法院除外)的 cloture 只需简单多数。"——这句话在当时的判例下是错误的,第 22 条和历年判例都说 60 票。

第二步,主持人按议事官的提示,依据现行判例裁定质询不成立。到这里一切照旧。

第三步,关键一击:Reid 对主持人的裁决提出申诉。参议院规则允许任何参议员把主持人的裁决交全院表决推翻——而这个申诉本身不可辩论、简单多数即可通过。于是修改成文规则要三分之二且申诉过程可以议事阻挠,但推翻一次具体裁决只要简单多数(51 票)且拦不住。

第四步,民主党以 52 比 48 表决推翻主持人的裁决。表决结果的含义是:全院以简单多数认定"第 22 条的正确含义就是任命案只需简单多数"——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它的本义。

第五步,尘埃落定:这次表决本身成为新判例,此后所有主持人必须照它裁决。第 22 条的文本一个字没动,它的实际效力被一次 51 票的表决改写了。

2017 年共和党用一模一样的五步,把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也降到了简单多数。


感觉制度设计里面要回答的问题分别是:谁能投票,什么职位拿出来选,候选人提名怎么来,怎么选和计票(单一选区还是比例制,选区划分),选出来的职位任期多长(长视 vs 短视),制度单位之间的关系(谁选谁,是否同时任职),制度单位之间的张力(合法否决的手段),事后审查和反制(违宪审查)。


原来美国的法院司法权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大规模膨胀,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国会瘫痪,两党极化导致无法达成一致从而立法陷入僵局,只能靠法院判例/解释,以及政府的实际“执行裁量权”来操作,实践中就会导致二者实际上发明和腾挪出来了更大的权力。

相比之下英国的政府内阁本来就是议会的议员(美国政府成员不可以同时是议员),通常政府组阁的前提就是本党拿到了议会下院大多数,所以立法和行政融合比较好,立法僵局较少,行政效率倒是更高一些的。

具体机制是:国会负责立法,但是通常立法不会写太细(既没有足够的智囊团来决定执行细则,也因为如果太细了通常就无法通过国会投票),然后由政府实际执行过程(或者选择性不执行)的过程中来制定细节,比如具体数字、具体地点和要求等。同时法院可以判断一个法律是否违宪,以及在每一个司法案例中去裁决法律的边缘细节原则。——某种意义上,一部法律到底在说什么,是由法院决定的。但是国会同时有一个权力叫做 statutory override,可以立法推翻法院的裁决说你这个解释不对。

于是问题就来了:国会僵局越深,两党无法达成一致,立法程序越瘫痪,这个 statutory override 的权力就越难被行使,国会作为一个整体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于是最终法院的判决和解释就越来越接近立法的终局。

感觉美国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国会、政府、法院是被当成三个整体来设计的,但是可能当时的人没相当国会自己就是一个大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自己的架和内部的制衡永远都打不完。——英国事实上的权力制衡就发生在议会一个单位内部,法院权力没那么大,政府就更不说了。


美国最初的民主设计以及后续迭代(速记)

行政(政府)、立法(国会)、司法(法院)三权分立,无政党。其中政府首脑总统需要选举,国会参议和众议两个院的议员都需要选举,法院法官不选举。所以选举涉及到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

“无政党”的设计是因为觉得党派会模糊实际的讨论和判断,这一点在宪法诞生后几年内立刻告破,政党诞生,后续的制度变革都在两党格局下演变。

选民:有投票权的公民,最早是有产白人男性,然后是全部白人男性,然后到其他族裔和女性。每一次投票权扩充,都会改变政治格局。

直接/间接选举:在最初的设计里,只有众议员涉及到直接选民选举。所有民主制度早期设计的时候,防止多数暴政(或者说防止统治阶级失去自己的地位)都是核心议题,精英阶层担心多数人统治催生暴政,以及底层人直接掌权枪口立刻对准自己。所以直接民主和直接选举在早期都受到极大限制,随着时代演变才变成今天的直接选举模式。

众议院:众议院任期两年,也就是每两年的选举换一次人。按照各州人口数量分配,每个州至少一席。1789 年立宪后众议院人数一直扩充直到 435 席固定下来,按照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划分选区,一个选区只选出一名议员。最开始选区规则不固定,各州自行约定,所以有的州划分选区,有的州是全州一起选,直到 1842 年立法统一要求划分选区,且实行单人选区制。——画选区本身就是一个专门的政治操作领域。
按人口分配出现了“奴隶怎么算”的问题,南方要算(但不给奴隶投票权),北方不算,妥协成“一个奴隶算五分之三票”,但因为奴隶不能投票,所以事实上南方白人的投票权重大增。1868 年十四修正案变成“一人一票”,黑人拥有完整一票。不过南方黑人随即被事实架空,所以更长时间里,南方白人的选票权重实际增加。

参议院:任期六年,每两年的选举换掉三分之一,永远不会集体换血,增加制度韧性,避免单一事件和狂热浪潮大幅改写制度。每州固定两席,无论人口数量,加州和缅因州都是两席。原本是州议会选出自己本州代表,1913 年宪法修正案变成选民直选。

总统:总统选举最复杂,最开始的设计是,州议会选出选举人(每个州的选举人数量是本州的众议院数量+2,即众议员加上参议员)——> 选举人去投票总统 ——> 每人投两票(必须有一票投外州人,防止本州抱团)——> 票数第一总统,第二副总统。这套规则成立的前提是“没有政党”,原始设计中明确说了不要政党。
但是 1790 年代政党立刻成型,因为国会表决是“是/否”投票,最终一定会形成两大阵营,阵营逐渐稳固,形成两党局面。于是本州人没报团,报团的变成了本党。中间迭代复杂,最终形成的格局是,总统副总统分开选举(但因为政党相互阻碍,无法搭配,所以最终变成正副总统作为搭档出现,选总统则连带有副总统),名单变成选民直选,本州的选举人依然存在,但职能变成按照本州人的投票结果投票。
A 和 B 在某州的选票比例是 51% 和 49%,该州有 12 名选举人票,那么 A 拿到 12,B 拿到 0,这就是美国的赢者通吃选举机制,会无限加强两党极化竞争,新兴党派无法出头。


去了一趟费城的 kensington,汽车转过 kensington ave 的街角,立刻就是成群躺在地上意识全无的人,站着的少数几个也因为毒品的作用直不起身子所以一直弓腰扶着墙,两个警察别着腰带走过路边巡视,曾经大规模聚集的露天广场,除了地上残存的针头,人已经很少了。

查了一下缘由,原来是新市长 Parker 上任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 kensington 的毒品市场聚集问题,派驻了一整个编制的警务班过来,并且驱逐了公园里聚集的人。

回到酒店就开始检索资料。本来觉得 2010年代是好近的事情,但没想到就是这几年,毒品已经更新换代了,海洛因已经几乎彻底退出了美国市场的历史舞台,甚至连上游的农产品种植也大幅缩减,因为没有人需要了。

2010 年代化学合成品芬太尼取代了海洛因,成本更低,不到五十分之一,合成速度快,起效更猛,迅速被供给方混入其中并最终完全取代后者。近两年新的兽医用镇定剂,口语称为 tranq 的药又开始混入其中,取代芬太尼。而这种镇定剂会让身体活着腐烂,副作用极大。

这个市场是完全的供给方掌控,只要成本足够低,就会被大规模地替换,使用者甚至不知道自己买来的东西里面被混入了什么,于是被迫承担后果,进入恶性循环。

美国阿片成瘾问题来自 90 年代系统性的药物滥用,病人被迫成瘾,然后处方管制,使用者被迫转入地下进入海洛因市场,然后在一代一代的药物更新中被沉默地更新。费城统计的过量死亡正在逐年下降,其中最为可信的一种解释是,当年最大规模的一批受害者存量正在加速死亡,后续没有这样系统性的成瘾者规模,于是峰值逐渐降低。

从海洛因到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时间大幅缩短,抢救时间缩减,死亡率上升。而 tranq 的问题在于,其过量致死的机制不再是呼吸抑制,原本的急救手段和药物对它没有用,新的手段和药物没有,所以 tranq 致死毫无办法。而目前由于劣币的极致驱逐,市场上收缴的 99% 药物都混入了 tranq。


在“辞职”这个文明选项成型之前,议会清除大臣的工具是弹劾和褫夺法——刑事追诉,可以杀头。1641年斯特拉福德伯爵(查理一世的头号重臣)就是被议会褫夺法处死的。此后大臣们逐渐学会了一个交易:你主动辞职,我们不追诉。“失去多数就辞职”这个惯例,本质上是制度化了的认罪协商。

这么看中国文官制度里面的终身制,绑定职务和人本身,其实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政治道路。党争失败的结局基本都是死亡,甚至有时候还是整个家族血腥暴烈的死亡。失败的代价如果那么大,政治斗争的动机和惨烈程度就会超出想象,因为没有体面的退出方式,集权也就会自我加强了。


研究波士顿就要研究宗教(宗教原因迫使清教徒来到新英格兰),研究纽约就要研究移民(1811 年以后城市才长成今天这样,基本之后的建设全靠移民),研究费城就要研究民主制度(国家诞生地,以及之后靠制度的制衡失去了政治和金融地位)。然后研究民主制度就要从美国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就开始了光荣革命权力法案以及上下议院的传统……

照这个顺序下去,走完美国的时候应该就走完了欧陆。


the mere impulse of appetite is slavery, while obedience to a law which we prescribe to ourselves is liberty.

2014 年 Ferguson 事件之后,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揭示了这种碎片化的一个恶性后果:那些微型市镇缺乏税基,于是靠交通罚款和法院罚金充当财政收入,警察被要求完成开单指标,主要针对黑人居民。碎片化不只是不平等,它会创造出掠夺性的地方政府。

我天天挂在嘴上说路上看到警车罚款是在“创收”,居然是真的存在的。


1789 年新宪法生效,第一届联邦政府暂驻纽约。1790 年国会同时卡着两件大事,互相成了对方的筹码。

第一件是债务承接。财政部长 Alexander Hamilton 提案:由联邦政府承接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全部债务,合并成一笔国债,用联邦税收偿还。真实目的是让全国的债权人的利益从此绑在联邦政府的存亡上,一举建立国家信用。反对者以 Virginia 为首——南方州大多已经自己还清了债,凭什么再交税替北方州还债,何况南方本能地恐惧一个强大的中央财政。提案在众议院已被否决过。

第二件是永久首都放哪。纽约和费城都想要;同时南方要求放在 Potomac 河畔、Virginia 和 Maryland 之间——离北方金融势力越远越好。

1790 年 6 月,国务卿 Thomas Jefferson 做东,请 Hamilton 和 James Madison(众议院里反对承接案的领袖,Virginia 人)吃了一顿饭。交易内容:Madison 放行债务承接案,交换条件是永久首都定在 Potomac——从零开始新建一座城,即后来的 Washington, D.C.,工期十年;而为了买通宾夕法尼亚代表团的票,这十年过渡期的首都给费城。当年夏天《Residence Act》和《Funding Act》先后通过。

费城的心理:笃定十年会变成永久——谁会真的搬去 Potomac 河边的烂泥地?于是大兴土木,给总统建官邸、给国会建 Congress Hall,全力挽留。结果 1800 年政府准时搬走。所以费城的 1790 年代是它历史的绝对顶点——政治首都、金融首都(Hamilton 的第一银行 1791 年就设在费城)、全国最大城市三位一体。

首都迁走,是费城历史上“三次失去”的起点,第一次,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第二次失去是经济和人口上彻底输给纽约。这个失去是先天注定的,纽约是荷兰人在东部选择的良港,天然的交通位置就得天独厚。而费城是英国王室为了偿还 William Penn 的债务而划给他的一块北美地皮,其地理位置没有占到什么优势,于是无法触碰广大腹地的交通周转地位。到 1790 年左右,纽约的关税收入已经超过费城,在经济上处于优势。
1817 年到 1825 年,Erie Canal 运河凿通,五大湖的水系交通和 Hudson River 连起来,从此内陆广大腹地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五大湖进入 Hudson River 进入纽约周转,纽约的经济地位从此无法超越,费城在东部城市和港口的竞争中进一步失去经济地位。

第三次失去是银行战争。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二合众国银行)位于费城,当时身兼三职:联邦政府的钱袋子(保管国库存款、全国调拨资金);一家有全国分行网络的商业银行;以及货币的刹车。那个年代没有统一纸币,市面上流通的是几百家州立私人银行各自印发的银行券,凭券可去发行银行兑换金银。第二银行因为收税收进各种银行券,随时可以拿着大把某银行的券上门要求兑现金银——哪家州立银行滥发,它就能让哪家瞬间失血。这个机制逼着全国银行保持克制,等于踩着信贷泡沫的刹车。

1829 到 1837 年Andrew Jackson 当选总统,田纳西种植园主兼战争英雄,基本盘是西部农民和南方州权派。他想取缔这家银行:宪法层面,联邦政府没有被授予开银行的权力;政治经济层面,一家私人所有(政府只占两成股份)却垄断公款、手握全国信贷生杀权的公司,是不受任何选民节制的「怪物」,肥的是东部权贵和英国股东。

1833 年他把联邦存款全部从第二银行抽走,分散存进效忠自己的州立银行。第二银行反击的方式是猛烈收缩信贷、人为制造衰退,想证明「没有我不行」——结果恰好坐实了「怪物」的指控。1836 年特许状到期,被降格为宾州州立银行苟活,1841 年在恐慌中倒闭。

美国从此没有任何央行,一直到 1913 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但全国金融的协调职能不会凭空消失——它非正式地转移给了纽约的私人银行家群体。费城的金融不是天然禀赋,而是一张国会特许状;特许状一死,职能就顺着市场重力落向最大的港口和资金市场——纽约。



试图理解 Bukharian Jews 为什么离开乌兹别克斯坦:

为什么走?苏联时代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被压制宗教,但人身是安全的——问题出在 1989–1991 苏联解体:对乌兹别克民族主义抬头和伊斯兰复兴的恐惧驱动了整个社群的大规模外迁,隔壁塔吉克斯坦 1992 年直接打起内战(塔吉克内战,1992–97,导致杜尚别的布哈拉犹太人几乎全部出逃),经济同时崩盘。而恰在此时两条出路都开着:以色列的 Law of Return(回归法,任何犹太人自动获得移民资格)和美国 1990 年的 Lautenberg Amendment(劳滕伯格修正案,给苏联犹太人类别性难民资格——不需要逐个证明受迫害,身份本身即推定迫害)。社群就按类别整体搬迁,连拉比、屠夫、供应链一起走,所以 Queens 复制出的是一个完整社区而不是散落的个体移民。选美国还是以色列基本看亲属链走向。

本国还剩多少?几乎清空了。1989 年乌兹别克斯坦有 94,900 名犹太人,如今各方估计从数千到一万出头,其中布哈拉犹太人只占约 3,000——而且多数留守者其实是二战时疏散来的 Ashkenazi 后代。核心城市更惨:Bukhara 城本身只剩约 100 人,而光 Queens 就有约 50,000。全美约 70,000 布哈拉犹太人,以色列还有 12–16 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面对底层民众时,无论是他们所谓的“低素质”、“缺乏文化”、显得不那么理智,还是劣根性——但凡是鲁迅所批判的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那一类,我就会更加愿意去理解,或者说下意识地理解为,这是整体体制所造成的。被装在一个刻意制造的远离资源的匮乏无知的壳子里,从而影响了人本身潜力被发挥出来的可能性和空间。

但是当我在面对同样批量被制造出来的优绩主义和精英主义时,我却更容易下意识归咎到他们自己这个个体头上,而不是某一个体制把他们塑造成这样。

这种下意识的差距,也许既可以解释成我的平民阶级自觉和背景,也可以解释成是一种不自觉的反抗和报复——反抗那种认为成功都是由个体缔造,而并非由整个社会托举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来自他们自己,于是也容易被潜移默化报应到这里。


1860 年代朝鲜半岛咸镜道一带饥荒加苛政,高丽农民迁出,同一波移民潮往西过图们江的成了中国朝鲜族,往北进俄国滨海边疆区的成了后来的高丽人。就是这波高丽人,1937 年被斯大林以“可能被日本渗透”为由强制迁移。17 万人塞进货运列车整体被流放到中亚,途中和第一个冬天死了数千人——是苏联第一个被整族流放的民族。他们离开半岛时,「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存在。

朝鲜半岛分裂后,中国这边的高丽人选择了“朝鲜”这个北边的名字,变成了朝鲜族。而中亚这一支无论是出于不站队的有意选择,还是无意识的历史封存,其名字一直保留了“高丽(Koryo)”。

流放后朝语学校全被关闭,改俄语教育,如今高丽人的母语普遍是俄语,高丽话(以咸镜道方言为底)已濒临消亡。所以民族认同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去语言化,靠姓氏(金、朴、崔挂着俄式父称)、生活方式、社群网络存续。如今全后苏联空间内约有五十万高丽人——乌兹别克斯坦约十七八万(最大聚居地)、哈萨克斯坦约十万、俄罗斯十几万。

原来如此。


Chebureki,Samsa 和 Morkovcha

Chebureki:通常为月牙形,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国菜,在中亚地区广泛流行,所以在 Bukharian Jews Kosher 餐厅里迟到也非常合理。外皮接近饺子皮,必须薄,内馅通常是牛羊肉,高温瞬间下锅,炸得松软起泡,里面的肉馅会渗出汁水包在薄皮里,撕开就流出来,像是灌汤包。番茄酱汁用于蘸,解腻,但我觉得一点都不腻,里面的肉汁是清汤,极其鲜美。

Samsa:比起正餐更接近点心,因为外皮是酥皮,类似于馅饼和月饼的外皮,需要用羊油或者黄油一层层抹,做起酥。烹饪技法用的是烤,所以肉馅比起鲜嫩多汁的版本,更接近烤肉,也有孜然搭配,调味不多,非常鲜美。虽然也配了番茄蘸料但是一口没碰,起酥皮加烤肉就很有风味了。

Morkovcha:据说这个东西之所以会传入中亚是因为 1937 年斯大林把远东的朝鲜族整体流放到中亚,他们用当地便宜的胡萝卜复刻了泡菜的调味逻辑。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菜单上还有 kimchi。吃下来感觉没什么特别和,和中国的凉拌胡萝卜差不太多,关键是胡萝卜的土腥味也一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