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have therefore to consider what each of thesethree relations is and ought to be: I mean the relation of master and servant,the marriage relation (the conjunction of man and wife has no name of itsown), and thirdly, the procreative relation (this also has no proper name).
当我知道《愤怒的葡萄》的英文原名是《The grapes of wrath》之后就一直很困惑，因为我一直以为“愤怒的葡萄”里面的形容是愤怒，名词是葡萄，是用“一颗/串/株葡萄，它愤怒”在修辞。结果刚刚才反应过来 The grapes of wrath 其实 wrath（愤怒）才是名词，而 grapes（葡萄）是修辞，就像是“仇恨的种子”“勤劳的果实”一样，葡萄只是一个修辞手法，用来形容愤怒是逐步累积而成最终形成果实爆发的。
For that which can foresee by the exercise of mind is by nature intended to be lord and master, and that which can with its body give effect to such foresight is a subject, and by nature slave; hence master and slave have the same interest. Now nature has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female and the slave. For she is not stingy, like the smith who fashions the Delphian knife for many uses; she makes each thing for a single use, and every instrument is best made when intended for one and not for many uses.
虽然和公元前的人较真实在是没必要，但我不得不说这种有产公民男性才是政治权利参与者的史前陋习真的延续得实在是太久了。看纽约历史的时候，一直到 19 世纪初都还是“有产白人男性”才拥有参政权，1856 年扩展到所有“白人男性”。黑人和女性都要到 20 世纪了。
从有产白人到白人，针对的是阶级矛盾；从主体民族男到其他种族男，针对的是身份/种族/民族矛盾；从男人到女人，针对的是性别矛盾。看起来全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都是最先被解决的，因为解决这个矛盾可以瞬间扩大统治同盟，从而坚固其他矛盾的堡垒。
给穷白男选票和政治权利，就是官方定性给了他们身份和特权，通过政治身份的上升拉拢这批人，从而麻痹和让他们忽略依然存在的阶级剥削，于是白男阵营成立，可以对抗女人和黑人的反抗。
性别矛盾往往难以解决，因为给女人选票的同时一定削弱了男人，一个家庭从一张票变成了两张票，男人从唯一的决策者被迫进入被分享的权力，公共政治的变化会直接进入家庭的决策单位。这可能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即使到现在，选票几乎普及不分男女了，性别矛盾也还是如此严重的原因。在很多领域里，男女的利益都是零和对立关系，女人拥有了，男人就一定会失去。
才呆了三天，感觉自己不喜欢波士顿。但是说不出来原因。
像是那种一切都很完美的好学生，你找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但是你就是不喜欢。老钱婆罗门与我无关，没有阻止我，也没有向我投来不友善的眼神，甚至一切都很友善，街道很干净，地铁有人和你打招呼……一切都像是最初的清教徒所想要构建的道德共同体的感觉，但你走在其中就是有强烈的“这是他们的城市”的感觉。这个“他们"，甚至不是美国人，而是特别具体的一群从英国登陆的清教徒的后代，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他们的痕迹，具体到人、名字、家族，甚至到他们在教堂里面拥有的卡座位置。你和他们的距离不是本地人和游客的距离，而是跨越阶级的生殖隔离，相互瞧不上，于是只好相互露出友好的目光，微笑致敬。
这种感觉如此明显，或许也是因为纽约的对照组。要论有钱人，纽约绝不输给波士顿，但是因为纽约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任何人，于是所有人都是外人，街上充满了横冲直撞、又脏又乱、破口大骂，到处是有钱人，但是没有婆罗门。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被称为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有时候也会简写为 LIC，是曼哈顿（Manhattan）中城通勤最近的住宅区之一，坐船只需要六分钟，所以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城金融业通勤人士。又因为交通便捷，亚洲留学生扎堆，四条地铁交汇的站点走出来都是高楼大厦，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甚至惊呼“怎么到新加坡了？”
作为一种自觉，我们住在长岛市的人不会轻易说自己是 New Yorker，既因为这个名字沉重，又因为它被深刻绑定在曼哈顿的自我认同上；同样，我们也无法像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人骄傲提及布鲁克林一样说起……你看我甚至不知道在这里填空的应该是长岛市还是皇后区（Queens）。长岛市只是皇后区的一个街区，二者是行政上的从属关系。我了解长岛市，但从未由此产生居民认同，至于皇后区，我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皇后区。
有时候真的会为自己的观察直觉之准确感到震惊。到波士顿的第一天，最重要的感受就是“狗好少啊”，和纽约走在街上的感受完全不同。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 Massachusetts 是全美狗只拥有率最低的州。当然也不能说这里的人就是不养宠，按照另一个统计，波士顿是全美大都会里面养猫比例最高的一个。
1867 年第一部 Tenement House Law 要求每户接通污水管、后院旱厕 有最低配置；1879 年法律催生了所谓 dumbbell tenement（哑铃楼）,强制天井采光；真正的分水岭是 1901 年 Tenement House Law——史称“新法”（New Law），强制既有出租屋改造：每层楼内必须设两个水厕，自来水必须入户。
97 Orchard 在 1901 年后把水管接进了每套公寓，在每层楼梯间装了两个共用厕所。
纽约被 1832 年霍乱和 1835 年大火（消防无水可用，烧掉下城几百栋楼）连续教训之后，终于下决心修建远程供水系统：从曼哈顿以北 40 英里、Westchester 郡的 Croton River（克罗顿河）筑坝取水，靠纯重力（全程缓坡，不用一台泵）把水送进城——石砌暗渠跨过 Harlem River 时走的是专门修建的 High Bridge（高桥，1848 年完工，纽约现存最老的桥），入城后先到 Receiving Reservoir（收水库，位置在今天 Central Park 里），再到 42nd Street 的 Distributing Reservoir（配水库，埃及神庙风格的巨墙，原址就是今天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馆和 Bryant Park）。1842 年 10 月通水，全城游行庆典、City Hall 前喷泉冲天，是当时全美最大的市政工程。
97 Orchard 1863 年落成时，全楼的供水，也就是后院的水龙头里流的就是 Croton 的水，接的是市政管网。所以这个 building 对比 five points 是本质上的升级和更好的选择。
Five Points（五点区，因五条街交汇得名，位置在今天 Chinatown 的 Columbus Park 一带）是 19 世纪上半叶全美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爱尔兰饥荒移民和自由黑人混居，Dickens 1842 年访美专程去看过并写进游记。它的地基就是它的死因：这片街区建在被填埋的 Collect Pond 上——Collect Pond 原是曼哈顿下城最大的淡水池塘，18 世纪就被周边的制革厂、屠宰场污染成臭水坑，1811 年前后填埋了事。但填埋工程做得潦草，地下水照旧流动，于是整个街区的房屋持续下沉、地窖常年渗水，居民打的浅井直接从这片被污染的、与户外粪坑（privy，旱厕，挖坑架棚，满了雇人夜里掏走，所谓 night soil）互相渗透的地下水里取水。 后果是周期性的屠杀式疫情：1832 年霍乱（cholera，经粪口途径传播的烈性肠道传染病，病人腹泻脱水、可在一天内死亡——当时没人知道病因，主流理论还是「瘴气说」miasma theory，认为病由臭气引起）横扫纽约，Five Points 死亡率全城最高；1849 年霍乱再来一轮，还是它最惨。要到 1854 年伦敦医生 John Snow 通过标记霍乱死者住址、锁定 Broad Street 水泵那次著名的流行病学调查，人类才确证霍乱走水路
今天去 Tenement Museum 的新知，以及近期资料整理：
纽约的 Saloon 作为公共空间，在 19 世纪中期兴起，提供社交、同乡会、工作介绍、甚至政治拉票等功能。提供免费简餐是当时的常规操作，Caroline Schneider 就在家里的厨房每天忙碌 7-8 小时准备这些。德式简餐就是黑麦面包、香肠、生洋葱等。其兴起和德国 lager 进入美国，啤酒成为工业化产业有关。
爱尔兰的 saloon 和德式这种家庭聚会、阖家欢乐的性质截然不同。德式 saloon 男女都有，妇女儿童都欢迎，是家庭场所。爱尔兰式 saloon 的规矩是不欢迎女性入内的，男人堡垒：“Good ale, raw onions and no ladie."
Temperance 禁酒运动，新教徒对德裔（啤酒）和爱尔兰（威士忌）天主教移民的道德讨伐。
Tuberculosis——肺结核，19 世纪俗称 consumption（痨病」），由结核杆菌引起、经飞沫传播的慢性传染病，在抗生素出现之前（链霉素 1943 年才发明）基本无法治愈，是 19 世纪欧美城市的头号杀手，尤其肆虐于通风差、居住密度高的 tenement 街区。——John 和 Caroline 死于肺结核。
Panic of 1873（1873 年恐慌）：由铁路投机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崩溃（导火索是 Jay Cooke & Company 银行倒闭），随后是持续约六年的萧条，失业率极高，史称 Long Depression。——Natalie 的丈夫在 1874 年离开家，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1885 年法院宣告他死亡，此后却被发现在 Cincinnati 当街头小贩，死于 1924 年。
”消失的丈夫“：1870 年代萧条期男人/父亲抛家出走的现象极其常见，以至于发行量最大的意第绪语报纸 Jewish Daily Forward《前进报》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失踪丈夫画廊（Gallery of Vanished Husbands）”，让妻子们登寻人启事。
作为第三空间的 Saloon 和作为爱尔兰人政治机器的 Tammany Hall（以及天主教会）在 19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提供社会福利救济之前，承担底层贫穷移民的社会救助工作（并从中获利）。
Biddy（Bridget）和 Paddy（Patrick）：Biddy 是爱尔兰常见女名 Bridget 的昵称（Bridget 源自爱尔兰主保圣人之一 St. Brigid），因为爱尔兰移民女性大量从事家庭帮佣，本土雇主干脆把所有爱尔兰女佣统称 “Bridget” 或 “Biddy” ——不管你叫什么，进了门你就叫 Biddy。同理男性爱尔兰人被统称 “Paddy” （Patrick 的昵称，来自 St.Patrick，衍生出 paddy wagon「囚车」这个至今还在用的词）。
一代爱尔兰男人挖运河修铁路，二代通过 Tammany Hall 变成警察、消防、政府公职；一代爱尔兰女人当女佣，二代当老师、护士和修女。
此后大规模来的意大利移民接班成为最底层的劳工，此时爱尔兰人已经上岸。会说英语的白人，天然就比不会说英语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有优势，何况来得也更早。
Pale of Settlement 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几百年被排除在农业之外，沙俄治下的犹太人被挤压在几乎纯城市化的手工业与小商业里——1897 年俄国人口普查显示，Pale 内犹太就业人口里手工业者（裁缝、鞋匠、木匠、锡匠）占了三四成，加上商贩、店员，涉农的比例微乎其微。
犹太人识字率高，人均研读经书，几乎所有人都识字（虽然并不说英语），同时掌握技术。爱尔兰人会英语且来得早。所以在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的铁三角里，这个阶段底层劳工基本都是意大利人。——德国人更早，且更是知识分子，这个阶段已经开始迁入内陆。
19 世纪白人兄弟会的原住民传统：Tammany Hall 名字取自 17 世纪与殖民者签约的 Lenape 原住民酋长 Tamanend，社团用一堆仿印第安词汇当内部头衔，比如首领叫 Grand Sachem 等。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 一种对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 cosplay。
Boss Tweed（Tammany Hall 的贪腐巅峰）vs 市长 La Guardia（才知道 LGA 机场命名从这来的）
爱尔兰单子继承制下，女儿没有资产没有嫁妆，留在爱尔兰没前途，所以家里如果只能买一张船票，往往买给女儿。Ellis Island 口岸开放后第一个入境的移民是爱尔兰女性。所有移民群体中：犹太人拖家带口，意大利是单身汉打工返乡，爱尔兰的女性比例长期高于男性。Hasia Diner 的《Erin's Daughters in America》（1983），核心论点正是爱尔兰女性移民是一场女性自主的、以就业和教育为导向的迁徙，而不是被动的家属随迁。
犹太人早期最大规模的聚集：成衣业。ILGWU，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国际女装工人工会，1900 年由犹太人成立。 1911 年 Triangle 大火，ILGWU 推动建立了工厂安全立法。——立法委员会里面有 Frances Perkins，后来罗斯福的劳工部长、美国首位女性内阁成员。
犹太人二代离开这个行业，1965 年移民新政开放了亚洲国家，华人大规模涌入，进入下东区，尤其是成衣行业的工厂，成为主力。1980 年带 ILGWU 纽约的会员主体更迭为华人。——香港来的 Wong 家庭就在成衣工厂，接受 ILGWU 的帮助，包括法律咨询、英文学习等。
ILGWU 组织下：1909 年两万人罢工，以犹太女性和意大利女性为主；1982 年 Chinatown 制衣工人大罢工，两万华人女工上街。——后者也是美国华人劳工史上最大的集体行动。
犹太人在成衣业的遗产：零售端包括百货帝国 Macy's、Bloomingdale's、Saks、Gimbels、Filene's；设计师品牌时代包括 Ralph Lauren、Calvin Klein、Donna Karan、Anne Klein、Marc Jacobs、Michael Kors、Kenneth Cole。以及更早的 Levis，创始人 Levi Strauss 是来自巴伐利亚的犹太人。
户外重体力的用工模式需要的是可以塞进工棚、随工程流动的单身青壮男性——意大利“候鸟”正是这个画像（男性占八成上下），华工规模很小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但当时也是“单身汉社会”，所以也有身影（《火车梦》里面写到砍树修铁路被害死的华人）。
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自己也焦虑于「犹太人职业结构畸形、脱离土地和体力劳动」，还专门发起了纠偏运动——1881 年的 Am Olam（希伯来语“永恒之民”，主张犹太人赴美务农），以及富豪 Baron de Hirsch 出资的农业基金，在 New Jersey 南部真的建立了一批犹太农业垦殖点。结果绝大多数没撑多久：没有农业经验、缺资本，而且纽约的成衣业时薪明显更高——垦殖点的年轻人纷纷跑回城里进厂。
运河铁路是爱尔兰人的时代：Erie Canal 1825 年完工，横贯大铁路 1869 年通车。不过也包括部分华工（华人从太平洋进，落点是西部城市）。城市建设是意大利人的时代：纽约地铁 1900 年动工，Williamsburg Bridge 1903 年通车，Manhattan Bridge 1909 年通车，以及修大楼、下水道、修路、港口扩建。
波士顿历史上有两群人。一群是老钱：殖民地时代英格兰清教徒的后裔，住 Beacon Hill，上 Harvard，管银行和律所，十九世纪被称为 Boston Brahmins（波士顿婆罗门）。另一群是 1840 年代大饥荒后涌入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及其后代：住 South Boston 和 Dorchester，当警察、消防员、码头工、建筑工。两群人斗了一百多年（老钱歧视爱尔兰人，爱尔兰人靠人数夺下了市政），这个对立至今是波士顿身份政治的底色。 Dunkin' 就诞生在这个格局的工人阶级一侧：创始地 Quincy 是波士顿南边的工人城镇，它的产品逻辑是工人的逻辑——咖啡要大杯、便宜、加奶加糖、拿了就走，配一个甜甜圈当早饭，全马萨诸塞平均每几公里就有一家。于是在本地文化里，你喝什么咖啡标记你是哪种人：常年喝 Dunkin' 冰咖啡（波士顿人在零下天气喝冰咖啡是全国闻名的怪癖）＝本地人、蓝领、老街坊；喝星巴克或精品手冲＝外来的、读研的、搞科技的。Ben Affleck（在波士顿地区长大、专演波士顿工人阶级角色的影星）公开痴迷 Dunkin'，被拍到每天端着，后来干脆给 Dunkin' 拍了超级碗广告——他成了这个符号的具象化。所以 Dunkin' 的全国广告语「America Runs on Dunkin'」（美国靠 Dunkin' 运转）在马萨诸塞本地人听来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们这些干活的人靠它运转，也是我们这些人在让这个国家运转——一句咖啡广告词被当成了蓝领的自我表彰。
Ted Ngoy 是 1975 年红色高棉屠杀前夕逃出的柬埔寨难民，被教会担保安置在加州，在连锁店 Winchell's Donuts 受训做学徒，1977 年买下自己的第一家店。他发现甜甜圈是完美的难民生意：原料成本极低、技术几天可学会、凌晨做白天卖、全家上阵不用雇人、不需要英语。于是他开始了一个人的链式移民工程：把一家又一家柬埔寨难民家庭担保过来，租下店铺转租给他们经营，教会他们全套流程。巅峰期他控制着几十家店，人称 Donut King（他本人后来沉迷赌博输光了一切，2020 年有部纪录片《The Donut King》专门讲他）。但他建起的网络活了下来：今天常被引用的估计是南加州八成的独立甜甜圈店由柬埔寨家庭经营。附带一个视觉遗产：美国甜甜圈的标志性粉红纸盒就是这批柬埔寨店主的发明——白色盒子贵，粉色纸板最便宜，省成本省出了一个全国符号。
1904年6月15日，星期三上午。 East Village 的 St. Mark's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小德意志的德语路德宗教区——包下明轮蒸汽船 General Slocum，举办一年一度的主日学郊游,要去 Long Island 一处野餐林地。船上一千三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因为是工作日上午，男人们都在上班。这是这个教区一年里最温馨的家庭活动。 船刚开进 East River 不久，前部的一个储物间(Lamp Room,存放灯油、干草、抹布)起了火——据信是一根丢弃的火柴或烟头点着了干草和油布。然后是一连串几乎每一环都失灵的灾难: 消防水龙腐烂了。船员一拧开,水管在水压下直接爆裂、烂成碎片,根本喷不出水灭火。 救生衣是致命的。船上的软木救生衣年久腐朽，一穿就碎成渣；更黑暗的是，有说法指制造商为了达到法定最低重量，往里塞了铁块充数——结果这些"救生衣"不是让人浮起来，而是把跳水的妇孺往下拖沉。 救生艇下不来。它们被油漆和铁丝牢牢固定在原位，从没打算真拿来用，危急时根本解不开。 船员从没受过训练。这条船从未做过消防演习，火起时船员一片混乱，不知所措。 船长的致命决定：船长 William Van Schaick 没有立刻抢滩靠岸，反而继续逆风向上游开——逆风等于给大火猛扇风，火势瞬间失控;他驶过了好几个本可停靠的地点，最后才把船搁浅在 North Brother Island。 火借着风扫过整条木船。妇女们穿着厚重的羊毛长裙、又大多不会游泳，母亲们抱着孩子从燃烧的甲板往河里跳。腐烂的救生衣沉了人，厚裙子灌了水，East River 的水流又急。 最终约1,021人罹难——烧死或溺亡，其中压倒性多数是那个教区的女人和孩子。这是911之前纽约单日死亡最多的灾难，而它几乎精准地烧掉了小德意志一整代的母亲和下一代。
建国初期(1789起)：各州普遍要求选民是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穷人、无产者不能投票。逻辑是"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才有资格参与治理"。 1820s–1850s (Jacksonian Democracy 时期)：各州陆续取消财产资格,扩大到几乎所有成年白人男性(白人男性普选)。 1870年(第15修正案)：宪法禁止因种族剥夺投票权——理论上给了黑人男性选票。但南方随即用人头税、识字测试、祖父条款等手段架空它，黑人实际上被剥夺投票权近一个世纪。 1920年(第19修正案)：女性获得投票权。 1965年(Voting Rights Act)：才真正落实黑人的投票权,摧毁了南方那套系统性阻挠。
我突然意识到女性在美国获得投票权的时间，居然和 cream cheese 被规模化量产的时间一样，也就是说，女性能投票，和犹太人的贝果变成纽约贝果，差不多同一时期发生。
现代生活好脆弱好短暂啊。
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语世界里找资料翻阅历史真的太幸福了，和找中文资料相比，我已经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在网上，什么有盗版什么找不到盗版但是可以花钱都清清楚楚。找到的东西边界清晰，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文章，你知道它是什么，属于什么性质，可信度多少，然后你可以判断、过滤、拼凑、抽象，最终为自己所用。
但是中文，大量浩繁典籍散落在各种你也不知道靠不靠谱的地方，如果试图从公开网络上找，大概率你能用的中文资料就是那些来自上个世纪的搜狐网，以及各种被流量算法洗出来的今日头条中文垃圾。有质量的个体表达分散在不同的封闭平台，公开网络搜不到，甚至爬虫难度都很高。
于是最终，“理解自己”却成了最难的事情。
2022 年我第一次来纽约的时候吃了人生中第一只纽约贝果，在第八大道的 Brooklyn Bagel， 硕大无比，夹着奶酪和三文鱼，吃完一直饱到下午。彼时我还不了解贝果的来历和搭配渊源，只是简单记住了三件事：其一，贝果切开夹奶油奶酪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搭配；其二，三文鱼好像总是那个最经典的选项；其三，三文鱼贝果里面有一种橄榄色的小颗粒，好难吃。
后来我知道了那种小颗粒叫做 capers，是刺山柑的花蕾，在未开花的时候摘下来用盐醋腌制而成，采摘和腌渍需要抢在开花时机之前，所以其实是一种费人工的并不便宜的食物。刺山柑这种灌木耐寒耐贫瘠，生长在普通农作物不生长的石头断壁上，因而随处可见唾手可得，很早就被罗马希腊人腌渍食用，搭配肉类解腻。
突然想到觉得很有趣：
欧洲殖民者来美国的时候，尤其是东部海岸线，起名都是 new + 自己的名字。东北一片叫 New England，荷兰占领区是 New Netherlands，曼哈顿最南端叫 New Amsterdam，英国人占了之后就改名叫 New York，以此类推。
后来美国吸纳的大量移民来了也要返璞归真，找到自己的故土联接，意大利聚集区叫 Little Italy，现在泰国人在 Elmhurst 有一个 Little Thailand，埃及人有 Astoria 的 Little Egypt 等等。
不过东亚人好像就不一样，东亚人不整 little，上来就说 town：Chinatown，Ktown，Jtown……
我其实不知道原因，我的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是：Little 背后还是有一种融合姿态在的，因为早期的 Little 都是欧洲移民，虽然艰难、被视为低等劳工，但整体是有融合可能性的。后续来的其他国家新移民，自然也就借鉴了这个更加通用的命名模式。
但是 Chinatown 的背后是 a town within a city，有一种隔绝和封闭性，无论这个名字来自内部（外界危险）还是外部（排斥华人），都具有明显的排斥性特征。Koreatown 和 Japantown 都成型更晚，于是更多 借鉴了东亚移民的逻辑，成为一种命名惯性，毕竟没有几个人可以靠外貌区分东亚三国。由此沿革下来。
无论哪一种，当移民无论主动被动离开故土，终其一生可能都在一种寻觅和怀旧里，名字可见一斑。
纽约的建立是因为荷兰人要做生意，商业和交易是这个地方建立和发展的基因，所以以发展为前提，宗教、意识形态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先靠边站，于是长出来一个混乱又多元的城市。贫富差距大，但是危机时刻对弱势群体的隐匿和保护性也好。1654 年逃来的犹太人被加尔文宗信徒的总督驱逐，阿姆斯特丹的公司因为经济用处而驳回。19 世纪西部城市大规模排华，大量华人穿越国境来到纽约，藏匿在下东区的窄小社区里。
费城的建立基础就是对“宽容”的信仰本身，William Penn 吃过信仰迫害的苦，所以一开始就把宗教自由写进城市建立的根本法律里，而且尊重原住民，他在世的时候和原住民交易土地而不是直接夺取。但是这个美好童话没有持续很久，贵格会的“激进”和平与平等在后面的混乱里很快被拉下历史舞台，只是这些精神滋养了后续美国宪法的诞生。
我今天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复杂体制依赖务实的利益往往比依赖纯粹的道德走得更远」的案例。
上一次有此感慨是因为觉得中国的体制，在儒学“君子”的指导思想下往往建立在表面的道德高地之上，但又因为脱离实际，导致文人阶级千百年来对于“表面一套实际一套”非常熟悉。
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看起来是贬义其实不是。因为依赖道德治理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真的依赖“君子”之治，恐怕国家机器都难以充分运转，于是发展出另外一套不靠道德的务实机制来进行实际的操作。缺点就是，这套东西沉在水下无法监管，于是务实发展的同时，也就藏污纳垢了。
大自然并不因为摄像设备的进化而变化，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的录像里面，移民来到美国的入境口都是灰蒙蒙的，但是他们可能站在此地的时候，是和我经历着同样一片艳阳高照，以及绿油油的夏日绿茵。
我这几年一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纽约移民文化里面最突出的、内嵌到了这座城市本身的肌理里面的主要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但如果以绝对数量来说，他们早就已经不占优了，甚至下东区的 Little Italy 都已经随着 Chinatown 的扩张而几乎已经被吞并掉了。
为了找答案去了一趟 Ellis Island，这座自由女神像隔壁的小岛，大部分的土地是依靠填海盖起来的，在 1892 年到 1924 年之间是所有轮船进入纽约的停靠入关检查点。在没有大使馆签发签证的年代，移民上船走到这里，然后下船接受体检和核查，98% 的人最终得以进入纽约。
1924 年，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颁布，从这个时候开始，移民需要现在海外领事馆申请签证，移民核查搬去了海外。同时，移民法还规定了各国的移民配额，而这些配额非常有倾向性，首先亚洲国家一律不接收，0 配额，其次倾向西北欧，而降低了当时比例最高的东南欧移民（意大利、波兰）配额，直到 1965 年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新移民法为止。
和 Claude 讨论上面那个文化肌理问题的时候，它说：
一个族群只要还源源不断迎来新移民，它就一直朝向母国:讲外语、以第一代为主、始终是"移民的"。水龙头一关，它不再被外国出生者补充，重心就移到美国出生的第二、三代身上。这些孩子同化、搬去外区和郊区、通婚、丢掉母语——于是活的移民文化"结晶"成一种怀旧的、美国化的"传统"（意大利裔、犹太裔），不再是流动的移民文化。
我深感诧异又觉得情理之中。是为记。
刚拿到驾照就开始计划自驾穿越美国，国家公园很多没信号，想说也许可以租一个星链试试。打开星链的服务看看情况，于是又看到：
截至 2026 年 5 月,星链(Starlink)在大约 166 个国家和地区有正式消费者服务,但仍有明确禁用和悬而未决的:
硬性禁用的有 8 个:阿富汗、白俄罗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朝鲜、俄罗斯和叙利亚。
另有约 34 个卡在监管审批中(既没上线也没被封)。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命名一下这种“当你的故土永远都在一种特殊名单上”的感觉。
整个宗教故事里面，无论怎么看，最受不了的都是玛利亚童贞生子这一条，充分显示了男权社会面对“每一个人男人最终都是被一个女人生下来的”这一生物定律的惊慌失措和恼羞成怒。
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一通补丁。玛利亚必须是纯洁无暇的，不单“童贞生子”，甚至“无玷始胎”，从自己作为婴儿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豁免了人类的原罪，于是得以成为绝无仅有的唯一“绝对纯洁”。
这个观念其实争论了几百年。中世纪一些顶级神学家（包括 Thomas Aquinas）一度反对它，理由是——如果马利亚生来就没有原罪，那她岂不是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了？这会架空「基督拯救全人类」的核心。后来的方济各会神学家（尤其 Duns Scotus）给出了化解：马利亚也是靠基督得救的，只不过是「预先」得救——神预见了基督的功劳，提前把这份救赎应用在她受孕的那一刻。这场争论一直到 1854 年才由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正式定为天主教教义（dogma）。注意：这是天主教的教义，东正教和新教并不这么主张。
你看他们多气急败坏啊，不单圣母需要绝对纯洁才能孕育耶稣，而且她还不能免于被救赎。基督要救赎全人类，一个都不能少，包括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鳟鱼”这个意向？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在美国钓鳟鱼》到《大河恋》再到最新黄石衍生的《麦迪逊河谷》，鳟鱼和 fly fishing 反复出现，像是一种美国病症。
查了一下：
最核心的一条是飞蝇钓(fly fishing)这套文化。鳟鱼是fly fishing的头号对象鱼，而飞蝇钓在美国早就超出了"运动"的范畴，接近一种世俗的沉思修行——独自站在溪流里，讲究手感、节奏、与水的关系。《大河恋》几乎是这套精神的圣经。这种"钓鳟鱼=接近某种神性/纯粹"的联想，英国白垩溪钓鱼传统里也有，但美国把它和拓荒、西部、孤独男人面对自然的神话焊死在了一起。
鳟鱼对水质极其挑剔，要冷的、含氧高的、干净的活水才能活。所以它天然成了"未被污染的荒野"的象征——爱鳟鱼某种程度上是在缅怀一个正在消失的、伊甸园式的美国景观。保育组织直接就叫 Trout Unlimited。这让鳟鱼带上了一层道德/怀旧的色彩，跟梭罗、跟杰斐逊式田园理想是一条血脉。
文学传统：海明威的《大二心河》里，尼克·亚当斯战后回来钓鳟鱼；布劳提根 1967 年的《在美国钓鳟鱼》，把"在美国钓鳟鱼"这个短语抽离成了一个漂浮的、反文化的符号，跟真鱼已经没关系了。
以及，fly fishing 钓的鱼，是要放生的。而且 fly fishing 没有真正的饵，所用的是一种貌似蝇虫的“假蝇”。飞蝇钓的核心就是抛投，通过人的物理抛投，让假蝇像一只真昆虫一样轻轻落在水面上，而让鳟鱼认为那是一只昆虫，于是跃出水面吃蝇，从而咬钩。也就是说，人在这其中建立的成就感是：读懂这条河的生态（知道此刻在孵化的是什么虫），处于什么生命阶段，然后绑上一只精确模仿的假蝇。——你在模拟鳟鱼的感官世界。
如果鱼咬钩，则意味着你的模拟成功了，你在一种近乎神圣的自然世界里，充分融入并冒充，得到了片刻的介入。然后出于对神圣自然的尊重，再把咬钩的鱼放生，让自然的归于自然。
所以钓鳟鱼在文化上拥有了一种近乎禅修的精神意涵。
马尔早年研究高加索语言，革命后他把自己的语言学重新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带有阶级性（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无产阶级的语言是两种东西），各民族语言终将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融合成一种世界语；同时他把西方那套行之有效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斥为"资产阶级货色"，全盘否定。问题在于，这套东西既不科学、又被树成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谁反对谁就背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风险。于是真正懂行的语言学家被压住，整个学科陷入停滞。
历史里总是不乏这样的政治化学者，上面的风往哪里吹，他的笔头子就往哪里倒。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似乎看得挺清楚，但是如果把这种显微镜往真实的生活里面调整一下，就会感觉到微观的生活恰恰就是微观的政治。我的脑海中会回想起很多个人，但细究下来又不是具体的人，他们会变成一个模糊的重影。他们空心、怯懦，因为有想要得到的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有时候只是虚幻的进步和想象出来的前景）于是拼命扮演那个权力核心只字片语中透露出来方向的人格。于是他们今天是这个人格，明天是那个人格，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人格，换一家公司甚至可能会改头换面。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看这样一本共产主义信仰幻灭的私人笔记，能够看到这么多 21 世纪的众生相来。我心里大概已经描摹他们许久了吧。
在1960年代以前，“尼格罗(Negro)”在美国还是个较为常见的对非裔的称呼，甚至比“黑人(Black)”这一称呼的冒犯性更低，而马丁·路德·金在他1963年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甚至以“尼格罗”自称便是一例。从60年代中后期，“尼格罗”开始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白人强加给非裔的称呼，而“黑人”反而成为了非裔美国人骄傲的自称。
第一次知道。
Molly at Large
看不懂他说什么没有合适的名字，查了一下原来是希腊语的问题：
他要把家庭里的三种关系都归成「统治」（archē）来分析——主奴、夫妻、父子——结果发现希腊语只给第一种配了专名。主奴关系有现成的词 δεσποτική（despotikē，源自 despotēs「主人」），因为奴隶制是个法律和经济制度，天天要谈，语言早就为它造好了词。而「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父亲对子女的统治」在当时从来没被当作独立的概念范畴讨论过，所以没有名词。婚姻本身有词（gamos），但那指的是婚配、婚礼这件事，不是夫妻之间那种权力关系。于是亚里士多德只好现场造词：夫妻这种叫 γαμική（gamikē，字面是「婚姻的」），父子这种叫 τεκνοποιητική（teknopoiētikē，字面是「造小孩的」）——他自己都承认这两个词不准确，只是凑合用，所以译文里才反复说「has no proper name」。
我真的要被古希腊男人的臭味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