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human rights）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没有共识：
神学/自然法路线：权利来自上帝或自然秩序。洛克：人是上帝的造物，所以不可侵犯。逻辑上最完整，代价是先信神。世俗时代这条路基本走不通了，而 Nozick 继承了洛克的权利清单却扔掉了洛克的上帝。
康德路线：权利来自人的理性能动性和尊严——因为你是能自主设定目的的存在，所以不能只被当工具。当代有 Alan Gewirth 等人试图从"做一个行动者需要什么条件"严格推出权利。问题是从"我行动需要自由"推到"你有义务不干涉我"，中间那一步无法推理通过。（以及人的理性怎么就特殊了呢？）
契约路线：权利不是被发现的，是被构造的——它们是理性的人在公平条件下会同意的规则。Rawls 的无知之幕属于这个版本；T. M. Scanlon 的版本是"没人能合理拒绝的原则"。优点是不需要形而上学；代价是权利的内容取决于你怎么设置谈判条件（甚至谈判桌规则都会影响结果）。
功利/后果路线：权利是有用的社会规则——保护它们长期收益最大，仅此而已。休谟（权利是演化出来的惯例）、密尔、边沁属于这一派。代价：权利变成工具，理论上总有例外，且总有少数，变成少数就失去正当性。
政治/实践路线：干脆不问哲学根基，把人权当成一种历史成就和政治实践。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起草时各国哲学背景水火不容，法国哲学家 Jacques Maritain：我们能就这些权利达成一致，条件是谁都别问为什么。
看到了一个好震撼的利用制度的案例：
美国参议院议事的规则有一个《参议院常设规则手册》——一套四十来条的成文议事总章程，其中第 22 条就是 cloture 规则（终结辩论需三分之二投票，也就是 60 票，因为参议院只要还有一个人有异议就不能继续，除非终结辩论。而修改这个规则手册本身需要出席者三分之二）。
参议院的实际运行 = 成文规则 + 判例。四十来条成文规则覆盖不了议事中的无数情况，缺口由历年积累的程序判例填补，日常裁决由主持人作出——主持人身边坐着一位无党派的议事官（parliamentarian），负责根据判例告诉主持人该怎么裁。
2013 年 11 月 21 日民主党「降低一般联邦法官投票门槛为简单多数」的操作路径：
第一步，民主党领袖 Reid 挑了一件被“议事阻挠”卡住的法官任命，对主持人提出程序质询："我主张，按正确理解，对行政与司法任命（最高法院除外）的 cloture 只需简单多数。"——这句话在当时的判例下是错误的，第 22 条和历年判例都说 60 票。
第二步，主持人按议事官的提示，依据现行判例裁定质询不成立。到这里一切照旧。
第三步，关键一击：Reid 对主持人的裁决提出申诉。参议院规则允许任何参议员把主持人的裁决交全院表决推翻——而这个申诉本身不可辩论、简单多数即可通过。于是修改成文规则要三分之二且申诉过程可以议事阻挠，但推翻一次具体裁决只要简单多数（51 票）且拦不住。
第四步，民主党以 52 比 48 表决推翻主持人的裁决。表决结果的含义是：全院以简单多数认定"第 22 条的正确含义就是任命案只需简单多数"——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它的本义。
第五步，尘埃落定：这次表决本身成为新判例，此后所有主持人必须照它裁决。第 22 条的文本一个字没动，它的实际效力被一次 51 票的表决改写了。
2017 年共和党用一模一样的五步，把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也降到了简单多数。
感觉制度设计里面要回答的问题分别是：谁能投票，什么职位拿出来选，候选人提名怎么来，怎么选和计票（单一选区还是比例制，选区划分），选出来的职位任期多长（长视 vs 短视），制度单位之间的关系（谁选谁，是否同时任职），制度单位之间的张力（合法否决的手段），事后审查和反制（违宪审查）。
原来美国的法院司法权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大规模膨胀，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国会瘫痪，两党极化导致无法达成一致从而立法陷入僵局，只能靠法院判例/解释，以及政府的实际“执行裁量权”来操作，实践中就会导致二者实际上发明和腾挪出来了更大的权力。
相比之下英国的政府内阁本来就是议会的议员（美国政府成员不可以同时是议员），通常政府组阁的前提就是本党拿到了议会下院大多数，所以立法和行政融合比较好，立法僵局较少，行政效率倒是更高一些的。
具体机制是：国会负责立法，但是通常立法不会写太细（既没有足够的智囊团来决定执行细则，也因为如果太细了通常就无法通过国会投票），然后由政府实际执行过程（或者选择性不执行）的过程中来制定细节，比如具体数字、具体地点和要求等。同时法院可以判断一个法律是否违宪，以及在每一个司法案例中去裁决法律的边缘细节原则。——某种意义上，一部法律到底在说什么，是由法院决定的。但是国会同时有一个权力叫做 statutory override，可以立法推翻法院的裁决说你这个解释不对。
于是问题就来了：国会僵局越深，两党无法达成一致，立法程序越瘫痪，这个 statutory override 的权力就越难被行使，国会作为一个整体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于是最终法院的判决和解释就越来越接近立法的终局。
感觉美国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国会、政府、法院是被当成三个整体来设计的，但是可能当时的人没相当国会自己就是一个大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自己的架和内部的制衡永远都打不完。——英国事实上的权力制衡就发生在议会一个单位内部，法院权力没那么大，政府就更不说了。
美国最初的民主设计以及后续迭代（速记）
行政（政府）、立法（国会）、司法（法院）三权分立，无政党。其中政府首脑总统需要选举，国会参议和众议两个院的议员都需要选举，法院法官不选举。所以选举涉及到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
“无政党”的设计是因为觉得党派会模糊实际的讨论和判断，这一点在宪法诞生后几年内立刻告破，政党诞生，后续的制度变革都在两党格局下演变。
选民：有投票权的公民，最早是有产白人男性，然后是全部白人男性，然后到其他族裔和女性。每一次投票权扩充，都会改变政治格局。
直接/间接选举：在最初的设计里，只有众议员涉及到直接选民选举。所有民主制度早期设计的时候，防止多数暴政（或者说防止统治阶级失去自己的地位）都是核心议题，精英阶层担心多数人统治催生暴政，以及底层人直接掌权枪口立刻对准自己。所以直接民主和直接选举在早期都受到极大限制，随着时代演变才变成今天的直接选举模式。
众议院：众议院任期两年，也就是每两年的选举换一次人。按照各州人口数量分配，每个州至少一席。1789 年立宪后众议院人数一直扩充直到 435 席固定下来，按照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划分选区，一个选区只选出一名议员。最开始选区规则不固定，各州自行约定，所以有的州划分选区，有的州是全州一起选，直到 1842 年立法统一要求划分选区，且实行单人选区制。——画选区本身就是一个专门的政治操作领域。
按人口分配出现了“奴隶怎么算”的问题，南方要算（但不给奴隶投票权），北方不算，妥协成“一个奴隶算五分之三票”，但因为奴隶不能投票，所以事实上南方白人的投票权重大增。1868 年十四修正案变成“一人一票”，黑人拥有完整一票。不过南方黑人随即被事实架空，所以更长时间里，南方白人的选票权重实际增加。
参议院：任期六年，每两年的选举换掉三分之一，永远不会集体换血，增加制度韧性，避免单一事件和狂热浪潮大幅改写制度。每州固定两席，无论人口数量，加州和缅因州都是两席。原本是州议会选出自己本州代表，1913 年宪法修正案变成选民直选。
总统：总统选举最复杂，最开始的设计是，州议会选出选举人（每个州的选举人数量是本州的众议院数量+2，即众议员加上参议员）——> 选举人去投票总统 ——> 每人投两票（必须有一票投外州人，防止本州抱团）——> 票数第一总统，第二副总统。这套规则成立的前提是“没有政党”，原始设计中明确说了不要政党。
但是 1790 年代政党立刻成型，因为国会表决是“是/否”投票，最终一定会形成两大阵营，阵营逐渐稳固，形成两党局面。于是本州人没报团，报团的变成了本党。中间迭代复杂，最终形成的格局是，总统副总统分开选举（但因为政党相互阻碍，无法搭配，所以最终变成正副总统作为搭档出现，选总统则连带有副总统），名单变成选民直选，本州的选举人依然存在，但职能变成按照本州人的投票结果投票。
A 和 B 在某州的选票比例是 51% 和 49%，该州有 12 名选举人票，那么 A 拿到 12，B 拿到 0，这就是美国的赢者通吃选举机制，会无限加强两党极化竞争，新兴党派无法出头。
在“辞职”这个文明选项成型之前，议会清除大臣的工具是弹劾和褫夺法——刑事追诉，可以杀头。1641年斯特拉福德伯爵（查理一世的头号重臣）就是被议会褫夺法处死的。此后大臣们逐渐学会了一个交易：你主动辞职，我们不追诉。“失去多数就辞职”这个惯例，本质上是制度化了的认罪协商。
2014 年 Ferguson 事件之后，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揭示了这种碎片化的一个恶性后果：那些微型市镇缺乏税基，于是靠交通罚款和法院罚金充当财政收入，警察被要求完成开单指标，主要针对黑人居民。碎片化不只是不平等，它会创造出掠夺性的地方政府。
我天天挂在嘴上说路上看到警车罚款是在“创收”，居然是真的存在的。
美国
阶级：1820s–1856 废财产限制
种族：1870 黑人男性（纸面）→ 1965 实际落实；华人1943年前不能入籍（排华法案），亚裔入籍权到1952年才完全放开；原住民1924年获公民身份，部分州拖到1948年后
性别：1920（南方黑人女性实际也是1965）
澳大利亚
阶级／性别：1902 联邦层面白人男女普选
种族：同一部1902年法案明文排除原住民及亚洲、非洲、太平洋岛屿裔。原住民1962年联邦投票权，Queensland 州到1965
新西兰
纸面意义上最早，1893男女普选。毛利人1867年起只有4个专属议席、不随人口增长；华人被征人头税、1952年前不能入籍
英国
阶级：1832／1867／1884／1918 逐步放开；复数投票权（大学选区、营业地额外票）到1948年才废——有产者一人多票
宗教：英国特有——Catholics 1829、犹太人1858、无神论者1886 才能任议员
性别：1918／1928
法国
阶级：1848 男性普选
殖民地／种族：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是法国「臣民」而非「公民」，受《原住民法典》（Code de l’indigénat）管制，1946年才名义上获公民权，实际选举还搞「双选举团」稀释票值，真正平等到1958
性别：1944
德国
阶级：1871 帝国议会普选，但普鲁士州议会实行三级选举制到1918——按纳税额分三等，各选同样多的选举人，富人一票顶穷人几十票。
犹太人：1871 完全解放 → 1935 纽伦堡法案剥夺
性别：1919
日本
阶级：1889 仅限纳税男性（约1%人口）→ 1925 男性普选
殖民地：战前住在日本本土的朝鲜人、台湾人可以投票，1945年后因丧失日本国籍反而失去了投票权
冲绳：美军管制下1972年前不能参加国政选举
性别：1946
美国的投票权细节补充：
建国时期：由各州决定资格，通常偏向有财产或纳税的白人男性，但州与州并不完全相同；新泽西一度允许符合财产条件的部分女性和黑人投票。
19世纪前半期：大多数州逐渐取消白人男性的财产门槛；到1850年代，几乎所有成年白人男性都能投票。
1870年，第十五修正案：不能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身份剥夺选举权，法律上首先保障了黑人男性。
1870年代以后：南方通过识字测试、人头税、暴力和行政障碍，实质剥夺大量黑人男性的选举权。
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不能因性别剥夺选举权；黑人女性在宪法文字上也包括其中，但现实中仍受种族性投票障碍限制。
1924年以后：原住民公民权逐步扩展，但一些州继续阻止原住民投票；亚洲移民又长期受“不能归化为公民”的法律限制。
1965年《投票权法》：联邦政府才真正建立强有力机制，打击识字测试、恐吓等种族性投票障碍。
1971年，第二十六修正案：投票年龄降至18岁。
试图理解 Bukharian Jews 为什么离开乌兹别克斯坦：
为什么走？苏联时代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被压制宗教，但人身是安全的——问题出在 1989–1991 苏联解体：对乌兹别克民族主义抬头和伊斯兰复兴的恐惧驱动了整个社群的大规模外迁，隔壁塔吉克斯坦 1992 年直接打起内战（塔吉克内战，1992–97，导致杜尚别的布哈拉犹太人几乎全部出逃），经济同时崩盘。而恰在此时两条出路都开着：以色列的 Law of Return（回归法，任何犹太人自动获得移民资格）和美国 1990 年的 Lautenberg Amendment（劳滕伯格修正案，给苏联犹太人类别性难民资格——不需要逐个证明受迫害，身份本身即推定迫害）。社群就按类别整体搬迁，连拉比、屠夫、供应链一起走，所以 Queens 复制出的是一个完整社区而不是散落的个体移民。选美国还是以色列基本看亲属链走向。
本国还剩多少？几乎清空了。1989 年乌兹别克斯坦有 94,900 名犹太人，如今各方估计从数千到一万出头，其中布哈拉犹太人只占约 3,000——而且多数留守者其实是二战时疏散来的 Ashkenazi 后代。核心城市更惨：Bukhara 城本身只剩约 100 人，而光 Queens 就有约 50,000。全美约 70,000 布哈拉犹太人，以色列还有 12–16 万。
1860 年代朝鲜半岛咸镜道一带饥荒加苛政，高丽农民迁出，同一波移民潮往西过图们江的成了中国朝鲜族，往北进俄国滨海边疆区的成了后来的高丽人。就是这波高丽人，1937 年被斯大林以“可能被日本渗透”为由强制迁移。17 万人塞进货运列车整体被流放到中亚，途中和第一个冬天死了数千人——是苏联第一个被整族流放的民族。他们离开半岛时，「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存在。
朝鲜半岛分裂后，中国这边的高丽人选择了“朝鲜”这个北边的名字，变成了朝鲜族。而中亚这一支无论是出于不站队的有意选择，还是无意识的历史封存，其名字一直保留了“高丽（Koryo）”。
流放后朝语学校全被关闭，改俄语教育，如今高丽人的母语普遍是俄语，高丽话（以咸镜道方言为底）已濒临消亡。所以民族认同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去语言化，靠姓氏（金、朴、崔挂着俄式父称）、生活方式、社群网络存续。如今全后苏联空间内约有五十万高丽人——乌兹别克斯坦约十七八万（最大聚居地）、哈萨克斯坦约十万、俄罗斯十几万。
原来如此。
Bukharian Jews（布哈拉犹太人） 是来自中亚的犹太社群，主要源自今天的 Uzbekistan 和 Tajikistan——核心城市是 Bukhara、Samarkand、Tashkent。结构上属于 Mizrahi（东方犹太人），区别于 Ashkenazi 和 Sephardi。属于波斯语系犹太社群沿丝绸之路东迁的分支，在中亚可能已有两千年历史，母语是 Bukhori（一种混入希伯来语词汇的 Judeo-Tajik 波斯语方言）。苏联解体后大规模外迁，如今全球最大的聚居地在 Queens 的 Forest Hills / Rego Park，108th Street 被称为 “Bukharian Broadway”。
但是 Bukharian Jews 的餐厅在 Google Map 上都被标注为 Uzbeki，因为 Jewish 这个标签在美国（甚至全球）都已经被 Ashkenazi 占领了。不同分支犹太人的饮食文化截然不同，都更靠近当地本来的食材和文化。
所以 Bukharian 这一支就是吃中亚菜，抓饭、馕。今天早餐跑来吃馕，可惜没买到刚出炉的，想起大学的时候在食堂买新疆馕啃一个下午的时候。
We have therefore to consider what each of thesethree relations is and ought to be: I mean the relation of master and servant,the marriage relation (the conjunction of man and wife has no name of itsown), and thirdly, the procreative relation (this also has no proper name).
看不懂他说什么没有合适的名字，查了一下原来是希腊语的问题：
他要把家庭里的三种关系都归成「统治」（archē）来分析——主奴、夫妻、父子——结果发现希腊语只给第一种配了专名。主奴关系有现成的词 δεσποτική（despotikē，源自 despotēs「主人」），因为奴隶制是个法律和经济制度，天天要谈，语言早就为它造好了词。而「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父亲对子女的统治」在当时从来没被当作独立的概念范畴讨论过，所以没有名词。婚姻本身有词（gamos），但那指的是婚配、婚礼这件事，不是夫妻之间那种权力关系。于是亚里士多德只好现场造词：夫妻这种叫 γαμική（gamikē，字面是「婚姻的」），父子这种叫 τεκνοποιητική（teknopoiētikē，字面是「造小孩的」）——他自己都承认这两个词不准确，只是凑合用，所以译文里才反复说「has no proper name」。
我真的要被古希腊男人的臭味熏死了。
For that which can foresee by the exercise of mind is by nature intended to be lord and master, and that which can with its body give effect to such foresight is a subject, and by nature slave; hence master and slave have the same interest. Now nature has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female and the slave. For she is not stingy, like the smith who fashions the Delphian knife for many uses; she makes each thing for a single use, and every instrument is best made when intended for one and not for many uses.
虽然和公元前的人较真实在是没必要，但我不得不说这种有产公民男性才是政治权利参与者的史前陋习真的延续得实在是太久了。看纽约历史的时候，一直到 19 世纪初都还是“有产白人男性”才拥有参政权，1856 年扩展到所有“白人男性”。黑人和女性都要到 20 世纪了。
从有产白人到白人，针对的是阶级矛盾；从主体民族男到其他种族男，针对的是身份/种族/民族矛盾；从男人到女人，针对的是性别矛盾。看起来全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都是最先被解决的，因为解决这个矛盾可以瞬间扩大统治同盟，从而坚固其他矛盾的堡垒。
给穷白男选票和政治权利，就是官方定性给了他们身份和特权，通过政治身份的上升拉拢这批人，从而麻痹和让他们忽略依然存在的阶级剥削，于是白男阵营成立，可以对抗女人和黑人的反抗。
性别矛盾往往难以解决，因为给女人选票的同时一定削弱了男人，一个家庭从一张票变成了两张票，男人从唯一的决策者被迫进入被分享的权力，公共政治的变化会直接进入家庭的决策单位。这可能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即使到现在，选票几乎普及不分男女了，性别矛盾也还是如此严重的原因。在很多领域里，男女的利益都是零和对立关系，女人拥有了，男人就一定会失去。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被称为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有时候也会简写为 LIC，是曼哈顿（Manhattan）中城通勤最近的住宅区之一，坐船只需要六分钟，所以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城金融业通勤人士。又因为交通便捷，亚洲留学生扎堆，四条地铁交汇的站点走出来都是高楼大厦，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甚至惊呼“怎么到新加坡了？”
作为一种自觉，我们住在长岛市的人不会轻易说自己是 New Yorker，既因为这个名字沉重，又因为它被深刻绑定在曼哈顿的自我认同上；同样，我们也无法像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人骄傲提及布鲁克林一样说起……你看我甚至不知道在这里填空的应该是长岛市还是皇后区（Queens）。长岛市只是皇后区的一个街区，二者是行政上的从属关系。我了解长岛市，但从未由此产生居民认同，至于皇后区，我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皇后区。
建国初期(1789起)：各州普遍要求选民是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穷人、无产者不能投票。逻辑是"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才有资格参与治理"。 1820s–1850s (Jacksonian Democracy 时期)：各州陆续取消财产资格,扩大到几乎所有成年白人男性(白人男性普选)。 1870年(第15修正案)：宪法禁止因种族剥夺投票权——理论上给了黑人男性选票。但南方随即用人头税、识字测试、祖父条款等手段架空它，黑人实际上被剥夺投票权近一个世纪。 1920年(第19修正案)：女性获得投票权。 1965年(Voting Rights Act)：才真正落实黑人的投票权,摧毁了南方那套系统性阻挠。
我突然意识到女性在美国获得投票权的时间，居然和 cream cheese 被规模化量产的时间一样，也就是说，女性能投票，和犹太人的贝果变成纽约贝果，差不多同一时期发生。
现代生活好脆弱好短暂啊。
2022 年我第一次来纽约的时候吃了人生中第一只纽约贝果，在第八大道的 Brooklyn Bagel， 硕大无比，夹着奶酪和三文鱼，吃完一直饱到下午。彼时我还不了解贝果的来历和搭配渊源，只是简单记住了三件事：其一，贝果切开夹奶油奶酪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搭配；其二，三文鱼好像总是那个最经典的选项；其三，三文鱼贝果里面有一种橄榄色的小颗粒，好难吃。
后来我知道了那种小颗粒叫做 capers，是刺山柑的花蕾，在未开花的时候摘下来用盐醋腌制而成，采摘和腌渍需要抢在开花时机之前，所以其实是一种费人工的并不便宜的食物。刺山柑这种灌木耐寒耐贫瘠，生长在普通农作物不生长的石头断壁上，因而随处可见唾手可得，很早就被罗马希腊人腌渍食用，搭配肉类解腻。
突然想到觉得很有趣：
欧洲殖民者来美国的时候，尤其是东部海岸线，起名都是 new + 自己的名字。东北一片叫 New England，荷兰占领区是 New Netherlands，曼哈顿最南端叫 New Amsterdam，英国人占了之后就改名叫 New York，以此类推。
后来美国吸纳的大量移民来了也要返璞归真，找到自己的故土联接，意大利聚集区叫 Little Italy，现在泰国人在 Elmhurst 有一个 Little Thailand，埃及人有 Astoria 的 Little Egypt 等等。
不过东亚人好像就不一样，东亚人不整 little，上来就说 town：Chinatown，Ktown，Jtown……
我其实不知道原因，我的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是：Little 背后还是有一种融合姿态在的，因为早期的 Little 都是欧洲移民，虽然艰难、被视为低等劳工，但整体是有融合可能性的。后续来的其他国家新移民，自然也就借鉴了这个更加通用的命名模式。
但是 Chinatown 的背后是 a town within a city，有一种隔绝和封闭性，无论这个名字来自内部（外界危险）还是外部（排斥华人），都具有明显的排斥性特征。Koreatown 和 Japantown 都成型更晚，于是更多 借鉴了东亚移民的逻辑，成为一种命名惯性，毕竟没有几个人可以靠外貌区分东亚三国。由此沿革下来。
无论哪一种，当移民无论主动被动离开故土，终其一生可能都在一种寻觅和怀旧里，名字可见一斑。
大自然并不因为摄像设备的进化而变化，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的录像里面，移民来到美国的入境口都是灰蒙蒙的，但是他们可能站在此地的时候，是和我经历着同样一片艳阳高照，以及绿油油的夏日绿茵。
我这几年一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纽约移民文化里面最突出的、内嵌到了这座城市本身的肌理里面的主要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但如果以绝对数量来说，他们早就已经不占优了，甚至下东区的 Little Italy 都已经随着 Chinatown 的扩张而几乎已经被吞并掉了。
为了找答案去了一趟 Ellis Island，这座自由女神像隔壁的小岛，大部分的土地是依靠填海盖起来的，在 1892 年到 1924 年之间是所有轮船进入纽约的停靠入关检查点。在没有大使馆签发签证的年代，移民上船走到这里，然后下船接受体检和核查，98% 的人最终得以进入纽约。
1924 年，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颁布，从这个时候开始，移民需要现在海外领事馆申请签证，移民核查搬去了海外。同时，移民法还规定了各国的移民配额，而这些配额非常有倾向性，首先亚洲国家一律不接收，0 配额，其次倾向西北欧，而降低了当时比例最高的东南欧移民（意大利、波兰）配额，直到 1965 年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新移民法为止。
和 Claude 讨论上面那个文化肌理问题的时候，它说：
一个族群只要还源源不断迎来新移民，它就一直朝向母国:讲外语、以第一代为主、始终是"移民的"。水龙头一关，它不再被外国出生者补充，重心就移到美国出生的第二、三代身上。这些孩子同化、搬去外区和郊区、通婚、丢掉母语——于是活的移民文化"结晶"成一种怀旧的、美国化的"传统"（意大利裔、犹太裔），不再是流动的移民文化。
我深感诧异又觉得情理之中。是为记。
整个宗教故事里面，无论怎么看，最受不了的都是玛利亚童贞生子这一条，充分显示了男权社会面对“每一个人男人最终都是被一个女人生下来的”这一生物定律的惊慌失措和恼羞成怒。
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一通补丁。玛利亚必须是纯洁无暇的，不单“童贞生子”，甚至“无玷始胎”，从自己作为婴儿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豁免了人类的原罪，于是得以成为绝无仅有的唯一“绝对纯洁”。
这个观念其实争论了几百年。中世纪一些顶级神学家（包括 Thomas Aquinas）一度反对它，理由是——如果马利亚生来就没有原罪，那她岂不是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了？这会架空「基督拯救全人类」的核心。后来的方济各会神学家（尤其 Duns Scotus）给出了化解：马利亚也是靠基督得救的，只不过是「预先」得救——神预见了基督的功劳，提前把这份救赎应用在她受孕的那一刻。这场争论一直到 1854 年才由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正式定为天主教教义（dogma）。注意：这是天主教的教义，东正教和新教并不这么主张。
你看他们多气急败坏啊，不单圣母需要绝对纯洁才能孕育耶稣，而且她还不能免于被救赎。基督要救赎全人类，一个都不能少，包括自己的母亲。
SpaceX 完成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上市首周较发行价上涨 37%，旺盛的投资者热情外溢到对 OpenAI、Anthropic 等 AI 巨头上市的预期。
我在想，二战之后的思想论战和政治实践，首先是关于阶级的，这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上，典型的是工业化之前的贫农阶层、工业化之后在城市里被原子化的工人阶层，对阵工业化之前的贵族上流阶级，以及工业化之后随着商业大发展而逐步成为新主宰的资本家。
随后民族国家建立，大发展时代到来，阶级矛盾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再是主要矛盾，反之，随着移民、全球化，绑定在种族/性别/肤色之上的身份政治成为了左翼斗争的新矛盾。
但是另一边，商业蓬勃发展，资本积累的速度，以及不均衡性都在加速，只是这些好像很长时间都已经不再是焦点，因为身处斗争中心的组织力量，都是商业世界的参与者。人人唾弃资本的不均，但同时又钦羡资本这样一种看起来似乎“人人有机会”的成功叙事。
于是“失败”是属于“个人”的，不再是属于群体和结构的，组织力量被解构了，抗争消失了。资本之恶变成了“美国梦”的蓝本：如果我足够努力，又或者运气够好，参与其中，就可以分一杯羹。
现金在通缩里反而升值。日本是教科书案例:1990 年后持现金/国债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过得很好,而日股和房产崩盘后用了约三十年才回到 1989 年高点。中国这几年也在通缩边缘(CPI 近零、PPI 长期为负)。在通缩或零通胀里,持现金是理性的,而且能跑赢资产。
啊我们长期只有余额宝的人士在某种历史周期视角里面居然也是赢的！
在今年年初开始的 AI Agent 这波军备竞赛以来，我一直在当一个闲散人士。三月屏蔽了“龙虾”及所有“虾”的关键词，让我得以在赛博军备竞赛的大型全球 FOMO 里找到一点宁静。
不过很快我还是被吸进去了，因为突然就开始休长假了，突然有了很多时间，偶然开始研究语言学，偶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偶然表达欲勃发，然后发现我也真是无处可发。
内容和表达散落各种，公开的、不公开的、能导出的、不能导出的、国内的、海外的……在互联网上流离失所到处流浪，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无处整合四处漂泊。
我于是打算让 AI 试着整合一下几个主要平台，让长文和短内容都沉淀到我的 Obsidian 里面，和日记系统打通。完整的需求实现这里不赘述，总之 Claude Code 以超出我预期的速度和质量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仿佛山顶洞人直接降落曼哈顿市中心，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坐在 Qahwah Valley，今天专门出来补充糖原，大吃特吃甜品。一块蜂蜜蛋糕和板块迪拜巧克力下嘴，不多时就有一种飘忽忽的感觉，我停下手上的操作，仔细品味了一下：脑子轻飘飘的，好像大脑和眼睛中间有一层模模糊糊的小雾气。
这是血糖在升高的感觉，我惊讶于自己居然可以准确感受到它。
不上班的日子里每天都在和身体相处，于是对于细微的感受越来越熟悉。那些上班的日子里即使明显的不舒服也会当做“小问题，没空处理”来对待的感受，不上班的日子就成了一天里最大的问题。
这两天身体笨重了，前两天脑雾严重了，昨天便秘了，今天很口渴……很多感受出来，也可以更准确对应到食物、运动和情绪。
只能说很神奇，人居然真的可以感觉和解读到身体的声音。
又或者说其实本来就可以，只是脑力被过度占用的时候大家就都失去了这个技能了。
这几年在互联网上流离失所，发内容的平台也换来换去，数据的搬运是常事。用了这么久美国和欧洲的 app，已经习惯了无论什么 app 都一定会有完整的数据导出之后，每次回到国内的产品试图寻找“导出数据”的选项，最终都会以一种事实上不应该出现的属于“外宾”的生气结束。
Probably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 about an academic education, at least in my own case, is that it enables my tendency to over-intellectualize stuff, to get lost in abstract thinking instead of simply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in front of me. Instead of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inside me. As I’m sure you guys know by now,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tay alert and attentive instead of getting hypnotized by the constant monologue inside your head. What you don’t yet know are the stakes of this struggle. In the twenty years since my own graduation, I have come gradually to understand these stakes, and to see that the liberal arts cliché about “teaching you how to think” was actually shorthand for a very deep and important truth. “Learning how to think” really means learning how to exercise some control over how and what you think. It means being conscious and aware enough to choose what you pay attention to and to choose how you construct meaning from experience.
在生活方向与意义虚无的问题上到处扫描，读了大名鼎鼎的 this is water 演讲稿，还是那种感觉：看完得到的不是答案，是更多的问题。
我知道它在说什么，但，就好像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答案，如果可以被表达出来的话，道理都是陈旧的，如果是这样，哲学还有意义吗？生活的答案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甚至连思考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有毒的，因为它恰好在证明大卫华莱士的话，教育的诅咒是过多使用理智而忽视情感，而文科教育如果有意义或许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已经大幅降低和减少、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抗拒过度理智的思考了，但情绪和感知尚未带来方向和答案。
得益于这两年什么垃圾电视剧都会点进去看两眼，还是大程度上跟上了这波适应女性观众思想变化顺应而生的文艺作品们。除了个别只能坚持 5 分钟，大部分还是看了至少 2 集，少数甚至看到十多二十集，然后又从网络讨论中看了更多后续发展，零零碎碎，但剧情基本了然。
这就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大女主"成为一种极其标准的类型片，其主要特点为，以女一号作为绝对主角展开，女主身份大概率显赫，如果不够显赫，那也一定会逐步走向显赫。
剧情除了需要表现女主的聪明才智，核心需要表现她的独立自主。又由于其中大部分都是古装剧，于是标配"女子凭什么不能 XX"，"我就是要 XX"的口号式台词。
更有甚者，大概是编剧和导演潜伏在小红书努力学习，于是有相当分量的台词直接抄自小红书流行的女性主义言论。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一件小事发生后，男主原地站桩慷慨激昂十分钟："如果她没有说愿意，那就是不愿意"，等等台词，不一而足。
我甚至可以想象编剧和导演在创作出这一幕的时候心里的暗爽：这段，就是这段，播出的时候一定会被这样截图那样传播，如此符合时代情绪的女性主义金句，这不得把她们迷死？
每天有800种语言在纽约这个城市的800多万人中流通。看到亚洲面孔，免不了多问一句can you speak Chinese。有一天在Uber上，和朋友聊天突然笑起来，司机说，虽然我不懂Mandarin……
我于是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我一直在问的是can you speak Mandarin，因为如果你讲的是Cantonese/Shanghainese，我们事实上也无法对话的。
Uber的司机主页上大部分时候不会显示种族，但会显示司机会说什么语言。一定程度上，这个城市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表面上被种族和肤色划分，事实上被语言所划分。语言决定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来源，甚至有时候决定了质量——维基百科的语言页面常常在无声地表达这一观点。
Dear……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你，
由于我至今（或者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没有打算接受母亲这项工作，所以你大概率并不会存在，而我需要对此表示感激。你不存在的这个事实会让我的信写得更轻松一些，我实在不是一个喜欢教育的家长，这和我的父母不太一样。
在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都不喜欢任何人教给我的道理，包括 10 岁时候我爸告诫我不要躺在床上看书否则会戴上眼镜这个简单的道理。
于是就像你知道的，我人生很长时间里面都戴着眼镜，且厚度持续增加。但我对此感到满意。我通过自己二十多年付出的代价证明了这个道理——躺床上看书对视力不好——而这比 10 岁时候听到的劝诫，要有分量得多。
在某些生活常识方面，我想我爸大部分时候说的话都是对的，尽管大部分时候我也不会听。少数时候，我虽然听了，世界却最终会证明对的事情不一定凑效。
最近看了一些卡瓦诺性侵案的进展。事情简单总结实在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完：
在7月9日卡瓦诺被川普提名为大法官候选人之后，克里斯汀·福特指控卡瓦诺曾在30多年前两人同在高中时性侵过她，此后另外两名女性也站出来指控卡瓦诺性行为不端。
本来事情并不复杂，但考虑到通常认为在任的其他八位大法官，保守派和自由派各占四席，而刚退休的这位肯尼迪大法官原本算是偏保守的摇摆派，如果真的由卡瓦诺继任，就会在目前保守派已经掌权的情况下，在最高法院也形成保守派占优的局面。
于是这桩“性侵案件”事实上成为了一道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选择题，没有人在关心真相，反复被讨论的只有左右。纽约时报针对听证会的文章名为 She Said. Then He Said. Now What Will Senators Say? 里面写道：
那天开始时，她被问到是否确定他就是那个在36年前性侵自己的人。“百分之百确定，”她说。
最后，他被问及自己是否确定没有做过这件事。“百分之百确定，”他说。
……
最终，公众将会做出权衡。一个群体将获胜。另一群体会失败。但他们不会达成中间和解。
>> 本文提及作品《万历十五年》
我一直隐约觉得中国人对“道德”是有执念的，我们非常渴望出现榜样，甚至出现完美的人。
集体主义时代评选劳动模范，后来评选“最美的人”“先进个人”，本质上都在评选道德模范。评选本身其实没有问题，公司表彰优秀员工，军队颁发勋章本质上也都是一种评选。但不同的是以成就评选还是以道德评选，什么样的人叫做“先进”的人，什么样的人又“最美”，道德既然不能标准化，那么评选标准自然就流于价值观。
所以评选道德模范，其实是在评选“符合当下国情公众意志所认可的价值观”的人。
可是道德其实是上限，单方面强调道德而忽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就容易导致对人品的苛责。所以我们的公共意志很难把“人”和“事”分开进行评价，这或许是人情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也或许是几百年来道德准则治国而留下的思想根源。
Molly at Large
这么看中国文官制度里面的终身制，绑定职务和人本身，其实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政治道路。党争失败的结局基本都是死亡，甚至有时候还是整个家族血腥暴烈的死亡。失败的代价如果那么大，政治斗争的动机和惨烈程度就会超出想象，因为没有体面的退出方式，集权也就会自我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