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Zimbardo, 1971）："普通人被赋予权力就会变残忍/情境决定论"曾是心理学课和无数科普的招牌案例。但近年（尤其法国学者 Thibault Le Texier 的研究和 2024 年国家地理纪录片）揭示：看守的暴力行为并非自发，实验前他们被告知要让囚犯日子难过，过程中助手还因"威慑力不够"反复提醒他们——录像里那种"自发"的病态行为部分来自事先的指导。许多原始参与者在纪录片中首次发声，基本印证了这些批评。
需要补充：Zimbardo 生前坚决反驳，认为这些批评没有动摇实验关于"系统与情境力量"的核心结论（他已于 2024 年 10 月去世），所以这是个"被严重质疑、地位崩塌"而非官方撤稿的案例。它也是更大的"心理学可重复性危机"的代表。
啊……第一次知道这个背后还有这个过程。
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插件 Hammerspoon，可以把自己配置或者开发的软件、甚至是已经做好的一个 html，通过浮窗悬浮到屏幕上。可以做几种不同的交互：永久悬浮，也可以通过快捷键呼出和折叠。
于是把之前的日常工作看板做成了一个快捷键直接呼出的模式，比之前要更加方便，而且因为不会占用固定的屏幕，所以能放的东西更多了。
Monologue，在电脑上按键呼出语音输入，支持中文，在任何光标处直接语音输入。试用了一下，对于和 AI 的交互提效是史诗级的。
也有手机和手表端，但后者做得好的已经很多了。电脑上做得这么顺滑的这是第一个。
在今年年初开始的 AI Agent 这波军备竞赛以来，我一直在当一个闲散人士。三月屏蔽了“龙虾”及所有“虾”的关键词，让我得以在赛博军备竞赛的大型全球 FOMO 里找到一点宁静。
不过很快我还是被吸进去了，因为突然就开始休长假了，突然有了很多时间，偶然开始研究语言学，偶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偶然表达欲勃发，然后发现我也真是无处可发。
内容和表达散落各种，公开的、不公开的、能导出的、不能导出的、国内的、海外的……在互联网上流离失所到处流浪，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无处整合四处漂泊。
我于是打算让 AI 试着整合一下几个主要平台，让长文和短内容都沉淀到我的 Obsidian 里面，和日记系统打通。完整的需求实现这里不赘述，总之 Claude Code 以超出我预期的速度和质量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仿佛山顶洞人直接降落曼哈顿市中心，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在本人贫农思维的影响下，在纽约三年多，每年羽绒服的清洗都是自己动手，直接洗衣机，然后用弹棉花土办法恢复，虽然觉得确实还是影响了一点保暖质量但也还能接受。
今年开始接受其实已经有钱了这个事实，终于动手取了一个公寓前台放置的合作干洗店的洗衣袋，因为上面写着公寓住户第一单 50% 折扣（25 刀封顶）。可能因为是奢侈公寓，这个洗衣服务也很周到：直接把衣服装进去，填个单子，交给前台，干洗店就会取走，然后送回来到门口。
我觉得这第一单的羊毛不薅白不薅，于是把冬天换下来的羽绒服装进去，2 件短款羽绒，1 件无袖小羽绒夹克。享受了一把有钱人的快乐。
早上收到了账单，短款羽绒服 45 刀，无袖夹克 35 刀，减去折扣 25 刀，本人还要付 100 刀。
今天也是贫农阶级被纽约背刺的一天。
这个长达十年的年度概览传统，其实到今年已经基本打算放弃了，实在是写不出来。
本人文学能力的丧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方面表现在过去两年更新文章的矫揉造作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每次更新都会掉几个关注这个事实上。
但概览系列写了这么多年了，好像是每年年底都必须要做的事情，断掉则前功尽弃。我于是提笔乱写一通，修改"概览"为"到此一游"。也许文字更轻盈，文笔就可以更自由。
今天打开 YouTube 看到 daily show 的主播在聊 2025，说感觉 2025 好像一片空白，一时间想不起有什么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话音未落，我立刻起身关掉了电视。
普通的一年，卡顿的一年，毫无建树，一片空白。特朗普还在玩关税，中日还在吵架，人们也还是要么谈论 AI，要么跳槽去 AI 公司……像是新的一年，又像是每一个陈旧的很多年。
成功失去了统一的叙事模板，更多的叙事模板此起彼伏，争夺对于如何度过一生的定义权。
我也肯定是被什么东西卡着了，有时候会这么想。我和 2025 其实同病相怜。
外公的耳朵很早就听不见了，花大钱买了助听器也听不见，一个人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身边人来人往，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几年之后眼看着就变得更敏感了，对着非常孝顺的女儿们说一些大家都觉得他是累赘之类的话，说着说着就哭，在外人面前也哭，总觉得很委屈。
我妈觉得他本质上是害怕逼近的死亡。
我是在外公 50 岁生日整的当天出生的，所以我 32 岁，他也就 82 岁了，已经是一般意义上认为比较长寿的年纪，也进入了一般意义上认为对于死亡的逼近不需要感到意外的年龄。
几年前进医院抢救过一次，在 ICU 住了好多天，病危通知书下了好几次，后人们几乎已经去老家看好了墓地。当时没人觉得他能醒过来。我中途进 ICU 去看过他一次，浑身插管，四肢骨骼皮肤脉络，人作为一种"生物"被躺平放在那里，既无尊严，也无知觉。
得益于这两年什么垃圾电视剧都会点进去看两眼，还是大程度上跟上了这波适应女性观众思想变化顺应而生的文艺作品们。除了个别只能坚持 5 分钟，大部分还是看了至少 2 集，少数甚至看到十多二十集，然后又从网络讨论中看了更多后续发展，零零碎碎，但剧情基本了然。
这就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大女主"成为一种极其标准的类型片，其主要特点为，以女一号作为绝对主角展开，女主身份大概率显赫，如果不够显赫，那也一定会逐步走向显赫。
剧情除了需要表现女主的聪明才智，核心需要表现她的独立自主。又由于其中大部分都是古装剧，于是标配"女子凭什么不能 XX"，"我就是要 XX"的口号式台词。
更有甚者，大概是编剧和导演潜伏在小红书努力学习，于是有相当分量的台词直接抄自小红书流行的女性主义言论。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一件小事发生后，男主原地站桩慷慨激昂十分钟："如果她没有说愿意，那就是不愿意"，等等台词，不一而足。
我甚至可以想象编剧和导演在创作出这一幕的时候心里的暗爽：这段，就是这段，播出的时候一定会被这样截图那样传播，如此符合时代情绪的女性主义金句，这不得把她们迷死？
>> 本文提及作品包括《最后生还者》《雪国列车》《流浪地球》
末日降临之后哪有什么中央政府，圈起来的是隔离区，暴力与反暴力，武装与反抗武装；圈不起来的就是随机的人类，在随机的意识形态下组合的宗教团体、共产社区和匪帮，以及一些独立的硬核生存派。
外面世界很危险，但丧尸只占“危险”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全是为了生存而举枪相向的人类自己。
牺牲一人而救世界的故事，真的发生在眼前，如果这一人的份量足够重，哪有什么真苍生。核心的矛盾从来都不是苍生和一个人，而是这个人的主体意志与另一个爱她的意志，是否真的能够达成一致。
周末两天看完了HBO九集的最后生还者，并在豆瓣标记如上。
虽然台湾人在家里玩这游戏并且反复向我推荐很久了，但我没玩过游戏，所以关于这部剧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游戏改编的争论，我无意参与也不感兴趣。
我也不觉得男男之爱和女女之爱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单纯因为直白拍出了两段隐晦的同性爱情就号称封神，我感觉也不至于。
甚至从剧情进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对人物配角故事的插入过于独立，脱离了两位核心主角的成长线，在我看来反而并不是最好的处理。
我过去没怎么关注过冬天这件事，尽管我确实没那么喜欢冬天，但是考虑到我在夏天的时候也一样烦躁，所以这点对冬天的不喜欢也就不算什么了。
现在想起来，我从记事起就是一个在冬天想念夏天，在夏天想念冬天的人，朝三暮四、半途而废、永远期待远方、永远被困当下。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很能解释为什么屁股坐在上海的时候愿意读海明威，但是屁股坐在纽约的时候却只想读双雪涛了。不管肉体愿不愿意踏实地面对当下，精气神儿里面都在呼喊逃离。
我对冬天的记忆分散在很多个城市里，这些城市大概分属四个纬度区域。
说来很奇怪，我这样一个在川渝长大，亲历过三峡库区搬迁，人生很长时间的理想是新闻写作（但从没上道）的重庆人，跟何伟的人生交叉点可以数出超过一只手指，居然把江城放在书架上好多年，从未翻开过。
这次翻开的契机也很偶然。
虽然我学英语的进度不怎么样，但态度上先做绝了，不允许自己看中文书。于是我很长时间里再也没看过书。消沉半年之后我拿起书架上一本《食物语言学》，因为是通过食物讲语言，勉强算得上契合态度。
后面的事情都在前几期的推送里写过了，我从《食物语言学》读到《食物与厨艺》，然后读到《鱼翅与花椒》，并不喜欢，引发了之前的推送。再然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显然有人曾经把四川的生活，用英语写得更加生动和务实，这个人叫做何伟，而他的书已经在我的书架上躺了好多年了。
关于我爸的专业是什么，理论上应该教授什么课，我大概没什么机会探究出来了，只记得在我童年持续时间不算太长的和他单独生活在一起的几年时间里，他的身份从数学老师几经轮换变成了物理老师，中途还代课过不少其他被乡镇中学视为没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课程，比如音乐。
主课老师同时代上一门副课，是乡镇中小学常见的操作，乡镇师资缺乏，音乐、体育这样的课往往不足以拥有独立的资金聘请老师。
我在镇小学读书的六年里，数学老师上音乐课，语文老师上体育课，这都是常事。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数学和语文自己的课不够上了，或者仅仅只是老师们觉得当天不必上一节无用的休闲课程，那么你的课表上就会立刻失去一节音乐体育，取而代之的是同一个老师的另一节主课。
临近期末前，上课就像开盲盒，只有看到老师进走来时候手里具体拿的是哪门教材，才能最终决定当天要上的是哪门课。
荒野之息我玩过两遍，第一遍因为无知，在国行机上玩的，打完了盖侬才发现国行机不能买DLC，所以额外章节的故事无法体验。我于是换成港版的机器又重新打了一遍。
第一次打完荒野之息之后，我把历代塞尔达游戏都看了一遍，不过由于很多前作都历史久远，所以事实上我只补充玩了织梦岛。织梦岛的故事很浪漫，故事发生的岛屿事实上只是一条大鱼的梦，林克，也就是你，在岛上经历的困难、故事，认识的所有人，都会在通关时刻唤醒大鱼后变成碎片消失。游戏的结束也是回忆的结束。
从这个角度上，荒野之息并没有改变故事的本质。在荒野之息里，所有的故事都在百年前就结束了。一起战斗的朋友早就死于百年前的大灾难，他们的一缕魂魄留在远古的神兽里，等你到来，帮你重新夺回神兽，然后他们也会从世间彻底消失，只是偶尔你在路上遇见吟游诗人，在那些被吟唱的歌谣里，还能听见他们在世间最后的身影。
每天有800种语言在纽约这个城市的800多万人中流通。看到亚洲面孔，免不了多问一句can you speak Chinese。有一天在Uber上，和朋友聊天突然笑起来，司机说，虽然我不懂Mandarin……
我于是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我一直在问的是can you speak Mandarin，因为如果你讲的是Cantonese/Shanghainese，我们事实上也无法对话的。
Uber的司机主页上大部分时候不会显示种族，但会显示司机会说什么语言。一定程度上，这个城市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表面上被种族和肤色划分，事实上被语言所划分。语言决定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来源，甚至有时候决定了质量——维基百科的语言页面常常在无声地表达这一观点。
1、罗诉韦德案保障妇女堕胎权的宪法依据是“隐私权”，即1970s的最高法院认为，女性对于怀孕之后的处理属于其自我隐私的一部分，可以不被外界干涉而拥有相应的自由。且将堕胎权列为“基本权利”，对此适用最高级别的审查。
2、在美国宪法中确实从未明文规定过“隐私权”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基于隐私权的判决都来自对宪法原则的再次解读。所以罗案建立在隐私权基础上的宪法保障“堕胎权”，留下了比较的隐患。
德黑兰的机场离市区很远，国外，至少中国，飞过去的飞机都是半夜抵达，然后需要自己打车到市区。伊朗的出租车是可以在一个PC网站上预约的，就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互联网设施一样，长得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种奇妙的自洽，该有的都有。
我出发之前预约了出租车，孤身一人降落在这个首次到达的伊斯兰国家，顺从空姐的提示套上了头巾，落地，买卡，给司机打电话，一位操着伊朗口音讲英语的男士接了起来，说他在门口等我。当然是男士，伊朗恢复伊斯兰教法已经很多年了，我很难期待是一位女性出租车司机来接我。
即使是在充满冒险精神的24岁，我也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一些担忧。司机接到我，热情接过我的箱子，这样的热情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我会逐渐习惯，但在当时，令人胆战心惊。
车子甚至不在停车场，司机把我带到外面，半夜，荒凉，空无一人，路灯明晃晃的，像是一些恐怖故事的开端。我一路小心翼翼，试图拍下车牌号发给朋友，万一第二天我失踪，他们可以根据这个信息寻找我的下落。但路途颇不平坦，司机反复回头确认我跟上，过于热情让我没有空间好好拍下清晰的照片就上了车。完了，我想，如果遭遇不测，那就当是我独自冒险的代价吧。
高度抽象对自己有利，对沟通不利。所以高度抽象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选择。又因为人的记忆对经历记忆深刻，而对道理走马观花，所以高度抽象经常会变成一种智慧陷阱。
在众多问题当中，有一类问题我把它们称之为“本质问题”，也就是，尽管人们总是有可能在充分的讨论和沟通当中进一步阐释和相互理解，但是当我们最终追溯到这些本质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数量屈指可数，且无法继续分化成更多的问题。
每当这个时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赞成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认同什么样的社会，也就充分暴露出来。其他所有的分歧也都建立在本质问题的答案分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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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流浪地球大火的时候，有一段很久之前刘慈欣和江晓原的采访对话被翻出来，对话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刘： 在一个太平盛世，这种不相信的后果好像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在一些极端时刻来临之时就不是这样了。看来我们的讨论怎么走都要走到终极目的上来。可以简化世界图景，做个思想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 我不吃。
>> 本文提及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鼠疫》，写于 2020 年疫情封城期间。
每天窝在家里，除了看书就是陪鲁班玩。把《枪炮、病菌与钢铁》拖出来重读了一遍，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注意过的细节，也很应这疫时的景，总结出来算是读书笔记了。
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动物被驯化需要满足的条件。
一般来说，哺乳动物、群居、不排异、性格温顺等特点对于驯化来说都很重要。而另外一条更重要的特点是，那些在本来野生状态下就群居且具有阶级性的动物，更容易被驯化。
野牛的社会会按照一头公牛加好几头母牛来组成，母牛各有不同的阶级，它们在任何时候的相处都会按照公牛、母牛A、母牛A的后代、母牛B、母牛B的后台……这样的次序。
Dear……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你，
由于我至今（或者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没有打算接受母亲这项工作，所以你大概率并不会存在，而我需要对此表示感激。你不存在的这个事实会让我的信写得更轻松一些，我实在不是一个喜欢教育的家长，这和我的父母不太一样。
在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都不喜欢任何人教给我的道理，包括 10 岁时候我爸告诫我不要躺在床上看书否则会戴上眼镜这个简单的道理。
于是就像你知道的，我人生很长时间里面都戴着眼镜，且厚度持续增加。但我对此感到满意。我通过自己二十多年付出的代价证明了这个道理——躺床上看书对视力不好——而这比 10 岁时候听到的劝诫，要有分量得多。
在某些生活常识方面，我想我爸大部分时候说的话都是对的，尽管大部分时候我也不会听。少数时候，我虽然听了，世界却最终会证明对的事情不一定凑效。
Affect可能是初中最早两年就学过的单词，最近在背单词的软件里面遇到了，第一次遇见我就写成了effact，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词，我只是神使鬼差写成了这样。
背单词的软件很有意思，你越是背不对一个单词，它就会一直重复重复重复，很有趣。而每当它重复的时候，我就会继续写成effact。越错越重复，越重复越错，一周之后，这个单词高居我的错误拼写榜首，额外引人注目。
最近读完了希腊神话，弑父的情节反复出现。
一个国王年轻的时候收到神谕，说未来自己的儿子会杀掉自己成为新的国王，于是他很害怕，想尽一切办法杀掉自己的儿子或者不让自己的儿子出生。但故事就是这样发展的，无论怎么阻止，他的儿子总是最终会出生并活下来，长大之后经历各种曲折的故事，最终以杀掉国王而结束。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无法正确认识自己而造成的。
大公司的员工常常无法分清公司光环与个人能力，吃到互联网红利的网红也常常因此而趾高气扬。凭借”事后诸葛“的文案分析成为百度副总裁的李叫兽，和踩着4300 万人民币进入常春藤的赵思雨一样，当他们站在那一丛耀眼闪光灯里的时候，很难不相信自己确实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和聪慧。
个人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带来的结果不过是令人讨厌而已。他们自大、傲慢、精致而利己，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很难说会带来巨大的坏处。
但是如果一整个国家的人都这么想，如果他们都认为国家取得的伟大发展仅仅只是凭借自己的能力，用三十年的时间跑完了别人两百年的历程，那么这个地方的心态就比较容易失衡 —— 从二十年前每天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友好互助、科技强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变为反黑反穆、战狼出征、要打则打。
如果恰巧这个国家的舵手也这么想，认为强大起来都是自己的功劳，就容易片面强调强大、不允许谈论缺点。到了一定阶段，由于负面的声音太少，他们也就忘记了强大之下脆弱的基础。
昨天早上看到抖音公众号又发了文章来控诉微信的封杀，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在厌烦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平台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封杀和组织某些内容的展示，或者说，互联网的产权所有制是否适用于平台本身？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思考了挺久，而且涉及到的相关事件很多，尽管看起来性质不同，但以下事件的背后都存在这个问题：百度是否有权力在搜索引擎里面通通展示百家号？微信微博淘宝抖音等平台是否有权力屏蔽外部链接分享？谷歌是否有权力决定减少某些信息的展示权重？华为系统应用商店里面是否有权利下掉Google Play？淘宝是否有权力下架商家？微博微信是否有权力封号？
注：”有权利“做某件事和做某件事”对不对“不可混为一谈，有权利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错的。
去年美国有一个第一修正案首次应用于社交网络的案例，我想从这里开始讨论。由于将这个案例作为讨论基础，那么下文所涉及到的未提及的法律基础也都以美国判例为基准。
最近看了一些卡瓦诺性侵案的进展。事情简单总结实在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完：
在7月9日卡瓦诺被川普提名为大法官候选人之后，克里斯汀·福特指控卡瓦诺曾在30多年前两人同在高中时性侵过她，此后另外两名女性也站出来指控卡瓦诺性行为不端。
本来事情并不复杂，但考虑到通常认为在任的其他八位大法官，保守派和自由派各占四席，而刚退休的这位肯尼迪大法官原本算是偏保守的摇摆派，如果真的由卡瓦诺继任，就会在目前保守派已经掌权的情况下，在最高法院也形成保守派占优的局面。
于是这桩“性侵案件”事实上成为了一道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选择题，没有人在关心真相，反复被讨论的只有左右。纽约时报针对听证会的文章名为 She Said. Then He Said. Now What Will Senators Say? 里面写道：
那天开始时，她被问到是否确定他就是那个在36年前性侵自己的人。“百分之百确定，”她说。
最后，他被问及自己是否确定没有做过这件事。“百分之百确定，”他说。
……
最终，公众将会做出权衡。一个群体将获胜。另一群体会失败。但他们不会达成中间和解。
我很难不对伊朗这个国家投射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强势而自大的政府、愤怒又善良的人民，乃至被国际孤立的现状、被政治高度影响的生活，和被民族主义包裹的共同情绪……透过完全陌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的都是熟悉的东西。
所以当Sima邀请我去参加她和Muhammad今年7月份的婚礼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过多犹豫，并很快订好了广州往返德黑兰的机票，请了三天假，准时到达。
马汉航空的直飞航班都在夜晚，飞一整晚再加上时差，到达伊玛目霍梅尼机场正好早上5点。这趟航班落地之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机舱广播提示女性戴头巾，人们也不像过去一样如临大敌地落地立刻穿戴整齐。
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个北京的同学，刚来不久就遇到了地震，她惊慌失措地跑过来叫我们，“地震了地震了，快跑”。
结果推开我们小寝的门，发现所有人都在床上躺得好好的。四川姑娘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哦知道了”，又继续躺下睡。
后来北京姑娘也习惯了，四川总是时不时会震一下。08年之后大家似乎习以为常。“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回事儿。
>> 本文提及作品《万历十五年》
我一直隐约觉得中国人对“道德”是有执念的，我们非常渴望出现榜样，甚至出现完美的人。
集体主义时代评选劳动模范，后来评选“最美的人”“先进个人”，本质上都在评选道德模范。评选本身其实没有问题，公司表彰优秀员工，军队颁发勋章本质上也都是一种评选。但不同的是以成就评选还是以道德评选，什么样的人叫做“先进”的人，什么样的人又“最美”，道德既然不能标准化，那么评选标准自然就流于价值观。
所以评选道德模范，其实是在评选“符合当下国情公众意志所认可的价值观”的人。
可是道德其实是上限，单方面强调道德而忽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就容易导致对人品的苛责。所以我们的公共意志很难把“人”和“事”分开进行评价，这或许是人情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也或许是几百年来道德准则治国而留下的思想根源。
背景：2017 年冬天，北京为了完成其控制人口的政治目标，在城中村进行大规模的外来人口驱逐，并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低端人口”等字眼。我彼时住在北京，对此十分震惊，本文写于当时。2018 年初，我选择离开北京，到深圳居住。
前几天看到有公众号去采访北京人对这次人员清理的看法，而其中采访的三十个北京人也毫不令人失望，绝大多数表示支持。无意冒犯，但这个黑色幽默实在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在讨论北京人（即使只是一部分）是否有资格要求外地人离开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1、今天的北京人上一辈也是北京人吗？再上一辈呢？倒退100年呢？
按照本地人对城市的占有理论，今天真正有资格赶人的只有北京周口店人。由于清朝王室也是从关外打进来的，所以认真推敲起来，连溥仪都是外地人。
2、这块地皮是北京原住民的，但城市设施也是吗？商场也是吗？图书馆也是吗？地铁也是吗？
从产权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我国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没有北京人什么事儿。
小王学了金融，小张当了程序员，你和面试官谈钱，面试官和你谈梦想，但没关系，新华字典说你们都有美好的前程。
你这辈子的荒谬和沮丧是从出生前就开始的：
七八十年代的下海经商发大财你没赶上，不过反正你爸也没赶上；
八九十年代文化艺术大繁荣的时候你也没赶上，长大之后只能带着黑框眼镜咒骂防火墙；
你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初中毕业之后开始九年义务教育新课改；
互联网发展早期你还太小，想要转专业学代码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太老；
辍学创业拿百万风投的新闻开始冷却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大学即将结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连“什么都不会就去当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都已经人满为患；
隐约觉得自媒体已经饱和了但你还想进去分一杯羹，结果刚注册完公众号发现连咪蒙都被封了。
当代生活真是毫无安全感，你说。
“完了。”小张喜欢说这句话。
“生活完了。”他说。
其实生活没完，但是小张觉得和完了也差不多。
小张每天7点半起床，熬夜了的话可能是8点，偶尔也会遇到闹钟叫不醒直接睡到10点的时候。但其实他希望自己可以睡到下午。
Molly at 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