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 年第一部 Tenement House Law 要求每户接通污水管、后院旱厕 有最低配置；1879 年法律催生了所谓 dumbbell tenement（哑铃楼）,强制天井采光；真正的分水岭是 1901 年 Tenement House Law——史称“新法”（New Law），强制既有出租屋改造：每层楼内必须设两个水厕，自来水必须入户。
纽约被 1832 年霍乱和 1835 年大火（消防无水可用，烧掉下城几百栋楼）连续教训之后，终于下决心修建远程供水系统：从曼哈顿以北 40 英里、Westchester 郡的 Croton River（克罗顿河）筑坝取水，靠纯重力（全程缓坡，不用一台泵）把水送进城——石砌暗渠跨过 Harlem River 时走的是专门修建的 High Bridge（高桥，1848 年完工，纽约现存最老的桥），入城后先到 Receiving Reservoir（收水库，位置在今天 Central Park 里），再到 42nd Street 的 Distributing Reservoir（配水库，埃及神庙风格的巨墙，原址就是今天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馆和 Bryant Park）。1842 年 10 月通水，全城游行庆典、City Hall 前喷泉冲天，是当时全美最大的市政工程。
97 Orchard 1863 年落成时，全楼的供水，也就是后院的水龙头里流的就是 Croton 的水，接的是市政管网。所以这个 building 对比 five points 是本质上的升级和更好的选择。
Five Points（五点区，因五条街交汇得名，位置在今天 Chinatown 的 Columbus Park 一带）是 19 世纪上半叶全美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爱尔兰饥荒移民和自由黑人混居，Dickens 1842 年访美专程去看过并写进游记。它的地基就是它的死因：这片街区建在被填埋的 Collect Pond 上——Collect Pond 原是曼哈顿下城最大的淡水池塘，18 世纪就被周边的制革厂、屠宰场污染成臭水坑，1811 年前后填埋了事。但填埋工程做得潦草，地下水照旧流动，于是整个街区的房屋持续下沉、地窖常年渗水，居民打的浅井直接从这片被污染的、与户外粪坑（privy，旱厕，挖坑架棚，满了雇人夜里掏走，所谓 night soil）互相渗透的地下水里取水。 后果是周期性的屠杀式疫情：1832 年霍乱（cholera，经粪口途径传播的烈性肠道传染病，病人腹泻脱水、可在一天内死亡——当时没人知道病因，主流理论还是「瘴气说」miasma theory，认为病由臭气引起）横扫纽约，Five Points 死亡率全城最高；1849 年霍乱再来一轮，还是它最惨。要到 1854 年伦敦医生 John Snow 通过标记霍乱死者住址、锁定 Broad Street 水泵那次著名的流行病学调查，人类才确证霍乱走水路
今天去 Tenement Museum 的新知，以及近期资料整理：
纽约的 Saloon 作为公共空间，在 19 世纪中期兴起，提供社交、同乡会、工作介绍、甚至政治拉票等功能。提供免费简餐是当时的常规操作，Caroline Schneider 就在家里的厨房每天忙碌 7-8 小时准备这些。德式简餐就是黑麦面包、香肠、生洋葱等。其兴起和德国 lager 进入美国，啤酒成为工业化产业有关。
爱尔兰的 saloon 和德式这种家庭聚会、阖家欢乐的性质截然不同。德式 saloon 男女都有，妇女儿童都欢迎，是家庭场所。爱尔兰式 saloon 的规矩是不欢迎女性入内的，男人堡垒：“Good ale, raw onions and no ladie."
Temperance 禁酒运动，新教徒对德裔（啤酒）和爱尔兰（威士忌）天主教移民的道德讨伐。
Tuberculosis——肺结核，19 世纪俗称 consumption（痨病」），由结核杆菌引起、经飞沫传播的慢性传染病，在抗生素出现之前（链霉素 1943 年才发明）基本无法治愈，是 19 世纪欧美城市的头号杀手，尤其肆虐于通风差、居住密度高的 tenement 街区。——John 和 Caroline 死于肺结核。
Panic of 1873（1873 年恐慌）：由铁路投机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崩溃（导火索是 Jay Cooke & Company 银行倒闭），随后是持续约六年的萧条，失业率极高，史称 Long Depression。——Natalie 的丈夫在 1874 年离开家，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1885 年法院宣告他死亡，此后却被发现在 Cincinnati 当街头小贩，死于 1924 年。
”消失的丈夫“：1870 年代萧条期男人/父亲抛家出走的现象极其常见，以至于发行量最大的意第绪语报纸 Jewish Daily Forward《前进报》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失踪丈夫画廊（Gallery of Vanished Husbands）”，让妻子们登寻人启事。
作为第三空间的 Saloon 和作为爱尔兰人政治机器的 Tammany Hall（以及天主教会）在 19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提供社会福利救济之前，承担底层贫穷移民的社会救助工作（并从中获利）。
Biddy（Bridget）和 Paddy（Patrick）：Biddy 是爱尔兰常见女名 Bridget 的昵称（Bridget 源自爱尔兰主保圣人之一 St. Brigid），因为爱尔兰移民女性大量从事家庭帮佣，本土雇主干脆把所有爱尔兰女佣统称 “Bridget” 或 “Biddy” ——不管你叫什么，进了门你就叫 Biddy。同理男性爱尔兰人被统称 “Paddy” （Patrick 的昵称，来自 St.Patrick，衍生出 paddy wagon「囚车」这个至今还在用的词）。
一代爱尔兰男人挖运河修铁路，二代通过 Tammany Hall 变成警察、消防、政府公职；一代爱尔兰女人当女佣，二代当老师、护士和修女。
此后大规模来的意大利移民接班成为最底层的劳工，此时爱尔兰人已经上岸。会说英语的白人，天然就比不会说英语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有优势，何况来得也更早。
Pale of Settlement 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几百年被排除在农业之外，沙俄治下的犹太人被挤压在几乎纯城市化的手工业与小商业里——1897 年俄国人口普查显示，Pale 内犹太就业人口里手工业者（裁缝、鞋匠、木匠、锡匠）占了三四成，加上商贩、店员，涉农的比例微乎其微。
犹太人识字率高，人均研读经书，几乎所有人都识字（虽然并不说英语），同时掌握技术。爱尔兰人会英语且来得早。所以在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的铁三角里，这个阶段底层劳工基本都是意大利人。——德国人更早，且更是知识分子，这个阶段已经开始迁入内陆。
19 世纪白人兄弟会的原住民传统：Tammany Hall 名字取自 17 世纪与殖民者签约的 Lenape 原住民酋长 Tamanend，社团用一堆仿印第安词汇当内部头衔，比如首领叫 Grand Sachem 等。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 一种对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 cosplay。
Boss Tweed（Tammany Hall 的贪腐巅峰）vs 市长 La Guardia（才知道 LGA 机场命名从这来的）
爱尔兰单子继承制下，女儿没有资产没有嫁妆，留在爱尔兰没前途，所以家里如果只能买一张船票，往往买给女儿。Ellis Island 口岸开放后第一个入境的移民是爱尔兰女性。所有移民群体中：犹太人拖家带口，意大利是单身汉打工返乡，爱尔兰的女性比例长期高于男性。Hasia Diner 的《Erin's Daughters in America》（1983），核心论点正是爱尔兰女性移民是一场女性自主的、以就业和教育为导向的迁徙，而不是被动的家属随迁。
犹太人早期最大规模的聚集：成衣业。ILGWU，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国际女装工人工会，1900 年由犹太人成立。 1911 年 Triangle 大火，ILGWU 推动建立了工厂安全立法。——立法委员会里面有 Frances Perkins，后来罗斯福的劳工部长、美国首位女性内阁成员。
犹太人二代离开这个行业，1965 年移民新政开放了亚洲国家，华人大规模涌入，进入下东区，尤其是成衣行业的工厂，成为主力。1980 年带 ILGWU 纽约的会员主体更迭为华人。——香港来的 Wong 家庭就在成衣工厂，接受 ILGWU 的帮助，包括法律咨询、英文学习等。
ILGWU 组织下：1909 年两万人罢工，以犹太女性和意大利女性为主；1982 年 Chinatown 制衣工人大罢工，两万华人女工上街。——后者也是美国华人劳工史上最大的集体行动。
犹太人在成衣业的遗产：零售端包括百货帝国 Macy's、Bloomingdale's、Saks、Gimbels、Filene's；设计师品牌时代包括 Ralph Lauren、Calvin Klein、Donna Karan、Anne Klein、Marc Jacobs、Michael Kors、Kenneth Cole。以及更早的 Levis，创始人 Levi Strauss 是来自巴伐利亚的犹太人。
户外重体力的用工模式需要的是可以塞进工棚、随工程流动的单身青壮男性——意大利“候鸟”正是这个画像（男性占八成上下），华工规模很小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但当时也是“单身汉社会”，所以也有身影（《火车梦》里面写到砍树修铁路被害死的华人）。
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自己也焦虑于「犹太人职业结构畸形、脱离土地和体力劳动」，还专门发起了纠偏运动——1881 年的 Am Olam（希伯来语“永恒之民”，主张犹太人赴美务农），以及富豪 Baron de Hirsch 出资的农业基金，在 New Jersey 南部真的建立了一批犹太农业垦殖点。结果绝大多数没撑多久：没有农业经验、缺资本，而且纽约的成衣业时薪明显更高——垦殖点的年轻人纷纷跑回城里进厂。
运河铁路是爱尔兰人的时代：Erie Canal 1825 年完工，横贯大铁路 1869 年通车。不过也包括部分华工（华人从太平洋进，落点是西部城市）。城市建设是意大利人的时代：纽约地铁 1900 年动工，Williamsburg Bridge 1903 年通车，Manhattan Bridge 1909 年通车，以及修大楼、下水道、修路、港口扩建。
波士顿历史上有两群人。一群是老钱：殖民地时代英格兰清教徒的后裔，住 Beacon Hill，上 Harvard，管银行和律所，十九世纪被称为 Boston Brahmins（波士顿婆罗门）。另一群是 1840 年代大饥荒后涌入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及其后代：住 South Boston 和 Dorchester，当警察、消防员、码头工、建筑工。两群人斗了一百多年（老钱歧视爱尔兰人，爱尔兰人靠人数夺下了市政），这个对立至今是波士顿身份政治的底色。 Dunkin' 就诞生在这个格局的工人阶级一侧：创始地 Quincy 是波士顿南边的工人城镇，它的产品逻辑是工人的逻辑——咖啡要大杯、便宜、加奶加糖、拿了就走，配一个甜甜圈当早饭，全马萨诸塞平均每几公里就有一家。于是在本地文化里，你喝什么咖啡标记你是哪种人：常年喝 Dunkin' 冰咖啡（波士顿人在零下天气喝冰咖啡是全国闻名的怪癖）＝本地人、蓝领、老街坊；喝星巴克或精品手冲＝外来的、读研的、搞科技的。Ben Affleck（在波士顿地区长大、专演波士顿工人阶级角色的影星）公开痴迷 Dunkin'，被拍到每天端着，后来干脆给 Dunkin' 拍了超级碗广告——他成了这个符号的具象化。所以 Dunkin' 的全国广告语「America Runs on Dunkin'」（美国靠 Dunkin' 运转）在马萨诸塞本地人听来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们这些干活的人靠它运转，也是我们这些人在让这个国家运转——一句咖啡广告词被当成了蓝领的自我表彰。
Ted Ngoy 是 1975 年红色高棉屠杀前夕逃出的柬埔寨难民，被教会担保安置在加州，在连锁店 Winchell's Donuts 受训做学徒，1977 年买下自己的第一家店。他发现甜甜圈是完美的难民生意：原料成本极低、技术几天可学会、凌晨做白天卖、全家上阵不用雇人、不需要英语。于是他开始了一个人的链式移民工程：把一家又一家柬埔寨难民家庭担保过来，租下店铺转租给他们经营，教会他们全套流程。巅峰期他控制着几十家店，人称 Donut King（他本人后来沉迷赌博输光了一切，2020 年有部纪录片《The Donut King》专门讲他）。但他建起的网络活了下来：今天常被引用的估计是南加州八成的独立甜甜圈店由柬埔寨家庭经营。附带一个视觉遗产：美国甜甜圈的标志性粉红纸盒就是这批柬埔寨店主的发明——白色盒子贵，粉色纸板最便宜，省成本省出了一个全国符号。
1904年6月15日，星期三上午。 East Village 的 St. Mark's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小德意志的德语路德宗教区——包下明轮蒸汽船 General Slocum，举办一年一度的主日学郊游,要去 Long Island 一处野餐林地。船上一千三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因为是工作日上午，男人们都在上班。这是这个教区一年里最温馨的家庭活动。 船刚开进 East River 不久，前部的一个储物间(Lamp Room,存放灯油、干草、抹布)起了火——据信是一根丢弃的火柴或烟头点着了干草和油布。然后是一连串几乎每一环都失灵的灾难: 消防水龙腐烂了。船员一拧开,水管在水压下直接爆裂、烂成碎片,根本喷不出水灭火。 救生衣是致命的。船上的软木救生衣年久腐朽，一穿就碎成渣；更黑暗的是，有说法指制造商为了达到法定最低重量，往里塞了铁块充数——结果这些"救生衣"不是让人浮起来，而是把跳水的妇孺往下拖沉。 救生艇下不来。它们被油漆和铁丝牢牢固定在原位，从没打算真拿来用，危急时根本解不开。 船员从没受过训练。这条船从未做过消防演习，火起时船员一片混乱，不知所措。 船长的致命决定：船长 William Van Schaick 没有立刻抢滩靠岸，反而继续逆风向上游开——逆风等于给大火猛扇风，火势瞬间失控;他驶过了好几个本可停靠的地点，最后才把船搁浅在 North Brother Island。 火借着风扫过整条木船。妇女们穿着厚重的羊毛长裙、又大多不会游泳，母亲们抱着孩子从燃烧的甲板往河里跳。腐烂的救生衣沉了人，厚裙子灌了水，East River 的水流又急。 最终约1,021人罹难——烧死或溺亡，其中压倒性多数是那个教区的女人和孩子。这是911之前纽约单日死亡最多的灾难，而它几乎精准地烧掉了小德意志一整代的母亲和下一代。
建国初期(1789起)：各州普遍要求选民是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穷人、无产者不能投票。逻辑是"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才有资格参与治理"。 1820s–1850s (Jacksonian Democracy 时期)：各州陆续取消财产资格,扩大到几乎所有成年白人男性(白人男性普选)。 1870年(第15修正案)：宪法禁止因种族剥夺投票权——理论上给了黑人男性选票。但南方随即用人头税、识字测试、祖父条款等手段架空它，黑人实际上被剥夺投票权近一个世纪。 1920年(第19修正案)：女性获得投票权。 1965年(Voting Rights Act)：才真正落实黑人的投票权,摧毁了南方那套系统性阻挠。
我突然意识到女性在美国获得投票权的时间，居然和 cream cheese 被规模化量产的时间一样，也就是说，女性能投票，和犹太人的贝果变成纽约贝果，差不多同一时期发生。
现代生活好脆弱好短暂啊。
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语世界里找资料翻阅历史真的太幸福了，和找中文资料相比，我已经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在网上，什么有盗版什么找不到盗版但是可以花钱都清清楚楚。找到的东西边界清晰，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文章，你知道它是什么，属于什么性质，可信度多少，然后你可以判断、过滤、拼凑、抽象，最终为自己所用。
但是中文，大量浩繁典籍散落在各种你也不知道靠不靠谱的地方，如果试图从公开网络上找，大概率你能用的中文资料就是那些来自上个世纪的搜狐网，以及各种被流量算法洗出来的今日头条中文垃圾。有质量的个体表达分散在不同的封闭平台，公开网络搜不到，甚至爬虫难度都很高。
于是最终，“理解自己”却成了最难的事情。
2022 年我第一次来纽约的时候吃了人生中第一只纽约贝果，在第八大道的 Brooklyn Bagel， 硕大无比，夹着奶酪和三文鱼，吃完一直饱到下午。彼时我还不了解贝果的来历和搭配渊源，只是简单记住了三件事：其一，贝果切开夹奶油奶酪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搭配；其二，三文鱼好像总是那个最经典的选项；其三，三文鱼贝果里面有一种橄榄色的小颗粒，好难吃。
后来我知道了那种小颗粒叫做 capers，是刺山柑的花蕾，在未开花的时候摘下来用盐醋腌制而成，采摘和腌渍需要抢在开花时机之前，所以其实是一种费人工的并不便宜的食物。刺山柑这种灌木耐寒耐贫瘠，生长在普通农作物不生长的石头断壁上，因而随处可见唾手可得，很早就被罗马希腊人腌渍食用，搭配肉类解腻。
我这几年一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纽约移民文化里面最突出的、内嵌到了这座城市本身的肌理里面的主要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但如果以绝对数量来说，他们早就已经不占优了，甚至下东区的 Little Italy 都已经随着 Chinatown 的扩张而几乎已经被吞并掉了。
为了找答案去了一趟 Ellis Island，这座自由女神像隔壁的小岛，大部分的土地是依靠填海盖起来的，在 1892 年到 1924 年之间是所有轮船进入纽约的停靠入关检查点。在没有大使馆签发签证的年代，移民上船走到这里，然后下船接受体检和核查，98% 的人最终得以进入纽约。
1924 年，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颁布，从这个时候开始，移民需要现在海外领事馆申请签证，移民核查搬去了海外。同时，移民法还规定了各国的移民配额，而这些配额非常有倾向性，首先亚洲国家一律不接收，0 配额，其次倾向西北欧，而降低了当时比例最高的东南欧移民（意大利、波兰）配额，直到 1965 年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新移民法为止。
和 Claude 讨论上面那个文化肌理问题的时候，它说：
一个族群只要还源源不断迎来新移民，它就一直朝向母国:讲外语、以第一代为主、始终是"移民的"。水龙头一关，它不再被外国出生者补充，重心就移到美国出生的第二、三代身上。这些孩子同化、搬去外区和郊区、通婚、丢掉母语——于是活的移民文化"结晶"成一种怀旧的、美国化的"传统"（意大利裔、犹太裔），不再是流动的移民文化。
我深感诧异又觉得情理之中。是为记。
突然想到觉得很有趣：
欧洲殖民者来美国的时候，尤其是东部海岸线，起名都是 new + 自己的名字。东北一片叫 New England，荷兰占领区是 New Netherlands，曼哈顿最南端叫 New Amsterdam，英国人占了之后就改名叫 New York，以此类推。
后来美国吸纳的大量移民来了也要返璞归真，找到自己的故土联接，意大利聚集区叫 Little Italy，现在泰国人在 Elmhurst 有一个 Little Thailand，埃及人有 Astoria 的 Little Egypt 等等。
不过东亚人好像就不一样，东亚人不整 little，上来就说 town：Chinatown，Ktown，Jtown……
我其实不知道原因，我的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是：Little 背后还是有一种融合姿态在的，因为早期的 Little 都是欧洲移民，虽然艰难、被视为低等劳工，但整体是有融合可能性的。后续来的其他国家新移民，自然也就借鉴了这个更加通用的命名模式。
但是 Chinatown 的背后是 a town within a city，有一种隔绝和封闭性，无论这个名字来自内部（外界危险）还是外部（排斥华人），都具有明显的排斥性特征。Koreatown 和 Japantown 都成型更晚，于是更多 借鉴了东亚移民的逻辑，成为一种命名惯性，毕竟没有几个人可以靠外貌区分东亚三国。由此沿革下来。
无论哪一种，当移民无论主动被动离开故土，终其一生可能都在一种寻觅和怀旧里，名字可见一斑。
纽约的建立是因为荷兰人要做生意，商业和交易是这个地方建立和发展的基因，所以以发展为前提，宗教、意识形态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先靠边站，于是长出来一个混乱又多元的城市。贫富差距大，但是危机时刻对弱势群体的隐匿和保护性也好。1654 年逃来的犹太人被加尔文宗信徒的总督驱逐，阿姆斯特丹的公司因为经济用处而驳回。19 世纪西部城市大规模排华，大量华人穿越国境来到纽约，藏匿在下东区的窄小社区里。
费城的建立基础就是对“宽容”的信仰本身，William Penn 吃过信仰迫害的苦，所以一开始就把宗教自由写进城市建立的根本法律里，而且尊重原住民，他在世的时候和原住民交易土地而不是直接夺取。但是这个美好童话没有持续很久，贵格会的“激进”和平与平等在后面的混乱里很快被拉下历史舞台，只是这些精神滋养了后续美国宪法的诞生。
我今天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复杂体制依赖务实的利益往往比依赖纯粹的道德走得更远」的案例。
上一次有此感慨是因为觉得中国的体制，在儒学“君子”的指导思想下往往建立在表面的道德高地之上，但又因为脱离实际，导致文人阶级千百年来对于“表面一套实际一套”非常熟悉。
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看起来是贬义其实不是。因为依赖道德治理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真的依赖“君子”之治，恐怕国家机器都难以充分运转，于是发展出另外一套不靠道德的务实机制来进行实际的操作。缺点就是，这套东西沉在水下无法监管，于是务实发展的同时，也就藏污纳垢了。
大自然并不因为摄像设备的进化而变化，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的录像里面，移民来到美国的入境口都是灰蒙蒙的，但是他们可能站在此地的时候，是和我经历着同样一片艳阳高照，以及绿油油的夏日绿茵。
刚拿到驾照就开始计划自驾穿越美国，国家公园很多没信号，想说也许可以租一个星链试试。打开星链的服务看看情况，于是又看到：
截至 2026 年 5 月,星链(Starlink)在大约 166 个国家和地区有正式消费者服务,但仍有明确禁用和悬而未决的:
硬性禁用的有 8 个:阿富汗、白俄罗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朝鲜、俄罗斯和叙利亚。
另有约 34 个卡在监管审批中(既没上线也没被封)。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命名一下这种“当你的故土永远都在一种特殊名单上”的感觉。
整个宗教故事里面，无论怎么看，最受不了的都是玛利亚童贞生子这一条，充分显示了男权社会面对“每一个人男人最终都是被一个女人生下来的”这一生物定律的惊慌失措和恼羞成怒。
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一通补丁。玛利亚必须是纯洁无暇的，不单“童贞生子”，甚至“无玷始胎”，从自己作为婴儿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豁免了人类的原罪，于是得以成为绝无仅有的唯一“绝对纯洁”。
这个观念其实争论了几百年。中世纪一些顶级神学家（包括 Thomas Aquinas）一度反对它，理由是——如果马利亚生来就没有原罪，那她岂不是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了？这会架空「基督拯救全人类」的核心。后来的方济各会神学家（尤其 Duns Scotus）给出了化解：马利亚也是靠基督得救的，只不过是「预先」得救——神预见了基督的功劳，提前把这份救赎应用在她受孕的那一刻。这场争论一直到 1854 年才由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正式定为天主教教义（dogma）。注意：这是天主教的教义，东正教和新教并不这么主张。
你看他们多气急败坏啊，不单圣母需要绝对纯洁才能孕育耶稣，而且她还不能免于被救赎。基督要救赎全人类，一个都不能少，包括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鳟鱼”这个意向？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在美国钓鳟鱼》到《大河恋》再到最新黄石衍生的《麦迪逊河谷》，鳟鱼和 fly fishing 反复出现，像是一种美国病症。
查了一下：
最核心的一条是飞蝇钓(fly fishing)这套文化。鳟鱼是fly fishing的头号对象鱼，而飞蝇钓在美国早就超出了"运动"的范畴，接近一种世俗的沉思修行——独自站在溪流里，讲究手感、节奏、与水的关系。《大河恋》几乎是这套精神的圣经。这种"钓鳟鱼=接近某种神性/纯粹"的联想，英国白垩溪钓鱼传统里也有，但美国把它和拓荒、西部、孤独男人面对自然的神话焊死在了一起。
鳟鱼对水质极其挑剔，要冷的、含氧高的、干净的活水才能活。所以它天然成了"未被污染的荒野"的象征——爱鳟鱼某种程度上是在缅怀一个正在消失的、伊甸园式的美国景观。保育组织直接就叫 Trout Unlimited。这让鳟鱼带上了一层道德/怀旧的色彩，跟梭罗、跟杰斐逊式田园理想是一条血脉。
文学传统：海明威的《大二心河》里，尼克·亚当斯战后回来钓鳟鱼；布劳提根 1967 年的《在美国钓鳟鱼》，把"在美国钓鳟鱼"这个短语抽离成了一个漂浮的、反文化的符号，跟真鱼已经没关系了。
以及，fly fishing 钓的鱼，是要放生的。而且 fly fishing 没有真正的饵，所用的是一种貌似蝇虫的“假蝇”。飞蝇钓的核心就是抛投，通过人的物理抛投，让假蝇像一只真昆虫一样轻轻落在水面上，而让鳟鱼认为那是一只昆虫，于是跃出水面吃蝇，从而咬钩。也就是说，人在这其中建立的成就感是：读懂这条河的生态（知道此刻在孵化的是什么虫），处于什么生命阶段，然后绑上一只精确模仿的假蝇。——你在模拟鳟鱼的感官世界。
如果鱼咬钩，则意味着你的模拟成功了，你在一种近乎神圣的自然世界里，充分融入并冒充，得到了片刻的介入。然后出于对神圣自然的尊重，再把咬钩的鱼放生，让自然的归于自然。
所以钓鳟鱼在文化上拥有了一种近乎禅修的精神意涵。
马尔早年研究高加索语言，革命后他把自己的语言学重新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带有阶级性（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无产阶级的语言是两种东西），各民族语言终将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融合成一种世界语；同时他把西方那套行之有效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斥为"资产阶级货色"，全盘否定。问题在于，这套东西既不科学、又被树成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谁反对谁就背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风险。于是真正懂行的语言学家被压住，整个学科陷入停滞。
历史里总是不乏这样的政治化学者，上面的风往哪里吹，他的笔头子就往哪里倒。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似乎看得挺清楚，但是如果把这种显微镜往真实的生活里面调整一下，就会感觉到微观的生活恰恰就是微观的政治。我的脑海中会回想起很多个人，但细究下来又不是具体的人，他们会变成一个模糊的重影。他们空心、怯懦，因为有想要得到的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有时候只是虚幻的进步和想象出来的前景）于是拼命扮演那个权力核心只字片语中透露出来方向的人格。于是他们今天是这个人格，明天是那个人格，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人格，换一家公司甚至可能会改头换面。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看这样一本共产主义信仰幻灭的私人笔记，能够看到这么多 21 世纪的众生相来。我心里大概已经描摹他们许久了吧。
在1960年代以前，“尼格罗(Negro)”在美国还是个较为常见的对非裔的称呼，甚至比“黑人(Black)”这一称呼的冒犯性更低，而马丁·路德·金在他1963年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甚至以“尼格罗”自称便是一例。从60年代中后期，“尼格罗”开始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白人强加给非裔的称呼，而“黑人”反而成为了非裔美国人骄傲的自称。
第一次知道。
创伤叙事是不满在当下采取的私人化、去政治化形态。它把痛苦的根源定位在过去、定位在私人家庭里，这比定位在当下、定位在政治经济秩序里要安全得多、也更"可操作"(后者要求集体行动,而不是个人疗愈)。
换句话说，当集体性的出路显得不可得，讨论就退回到"我妈"——疏离不再关于结构，而关于原生家庭。Lasch 的《自恋主义文化》、Furedi 讲的 therapy culture 就是这个：治疗语言填补了宗教和共享道德框架退场后的真空，成了我们谈论内在性时唯一现成的词汇。
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英国已经无力、而美国尚不愿意承担稳定者的角色。两个霸主之间的那个空位期(interregnum)，是致命的。
金德尔伯格陷阱
一个开放、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本身是一种公共品(non-excludable、non-rival)。而公共品有个先天毛病——因为更多人只愿意搭便车而不是做供给，它会供给不足。
单个国家出于自利不会去提供它；只有一个在整个体系里份额足够大、足够"内部化"了体系收益的霸主，才有动机去供给。
Kindleberger 列出了稳定者必须提供的几项全球公共品：
(1) 在危机中充当最后的进口市场，吸收别人的过剩产能（消费者/进口者 of last resort）;
(2) 提供反周期的长期资本，而不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抽走；
(3) 维持稳定的汇率/货币体系；
(4) 协调宏观政策；
(5) 在金融危机时充当最后贷款人，在系统冻结时注入流动性。
后人又加了一项:安全骨架——开放海道、当全球警察。
现金在通缩里反而升值。日本是教科书案例:1990 年后持现金/国债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过得很好,而日股和房产崩盘后用了约三十年才回到 1989 年高点。中国这几年也在通缩边缘(CPI 近零、PPI 长期为负)。在通缩或零通胀里,持现金是理性的,而且能跑赢资产。
啊我们长期只有余额宝的人士在某种历史周期视角里面居然也是赢的！
昨天早上看到抖音公众号又发了文章来控诉微信的封杀，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在厌烦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平台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封杀和组织某些内容的展示，或者说，互联网的产权所有制是否适用于平台本身？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思考了挺久，而且涉及到的相关事件很多，尽管看起来性质不同，但以下事件的背后都存在这个问题：百度是否有权力在搜索引擎里面通通展示百家号？微信微博淘宝抖音等平台是否有权力屏蔽外部链接分享？谷歌是否有权力决定减少某些信息的展示权重？华为系统应用商店里面是否有权利下掉Google Play？淘宝是否有权力下架商家？微博微信是否有权力封号？
注：”有权利“做某件事和做某件事”对不对“不可混为一谈，有权利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错的。
去年美国有一个第一修正案首次应用于社交网络的案例，我想从这里开始讨论。由于将这个案例作为讨论基础，那么下文所涉及到的未提及的法律基础也都以美国判例为基准。
斯坦福监狱实验（Zimbardo, 1971）："普通人被赋予权力就会变残忍/情境决定论"曾是心理学课和无数科普的招牌案例。但近年（尤其法国学者 Thibault Le Texier 的研究和 2024 年国家地理纪录片）揭示：看守的暴力行为并非自发，实验前他们被告知要让囚犯日子难过，过程中助手还因"威慑力不够"反复提醒他们——录像里那种"自发"的病态行为部分来自事先的指导。许多原始参与者在纪录片中首次发声，基本印证了这些批评。
需要补充：Zimbardo 生前坚决反驳，认为这些批评没有动摇实验关于"系统与情境力量"的核心结论（他已于 2024 年 10 月去世），所以这是个"被严重质疑、地位崩塌"而非官方撤稿的案例。它也是更大的"心理学可重复性危机"的代表。
啊……第一次知道这个背后还有这个过程。
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插件 Hammerspoon，可以把自己配置或者开发的软件、甚至是已经做好的一个 html，通过浮窗悬浮到屏幕上。可以做几种不同的交互：永久悬浮，也可以通过快捷键呼出和折叠。
于是把之前的日常工作看板做成了一个快捷键直接呼出的模式，比之前要更加方便，而且因为不会占用固定的屏幕，所以能放的东西更多了。
Monologue，在电脑上按键呼出语音输入，支持中文，在任何光标处直接语音输入。试用了一下，对于和 AI 的交互提效是史诗级的。
也有手机和手表端，但后者做得好的已经很多了。电脑上做得这么顺滑的这是第一个。
在今年年初开始的 AI Agent 这波军备竞赛以来，我一直在当一个闲散人士。三月屏蔽了“龙虾”及所有“虾”的关键词，让我得以在赛博军备竞赛的大型全球 FOMO 里找到一点宁静。
不过很快我还是被吸进去了，因为突然就开始休长假了，突然有了很多时间，偶然开始研究语言学，偶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偶然表达欲勃发，然后发现我也真是无处可发。
内容和表达散落各种，公开的、不公开的、能导出的、不能导出的、国内的、海外的……在互联网上流离失所到处流浪，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无处整合四处漂泊。
我于是打算让 AI 试着整合一下几个主要平台，让长文和短内容都沉淀到我的 Obsidian 里面，和日记系统打通。完整的需求实现这里不赘述，总之 Claude Code 以超出我预期的速度和质量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仿佛山顶洞人直接降落曼哈顿市中心，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说来很奇怪，我这样一个在川渝长大，亲历过三峡库区搬迁，人生很长时间的理想是新闻写作（但从没上道）的重庆人，跟何伟的人生交叉点可以数出超过一只手指，居然把江城放在书架上好多年，从未翻开过。
这次翻开的契机也很偶然。
虽然我学英语的进度不怎么样，但态度上先做绝了，不允许自己看中文书。于是我很长时间里再也没看过书。消沉半年之后我拿起书架上一本《食物语言学》，因为是通过食物讲语言，勉强算得上契合态度。
后面的事情都在前几期的推送里写过了，我从《食物语言学》读到《食物与厨艺》，然后读到《鱼翅与花椒》，并不喜欢，引发了之前的推送。再然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显然有人曾经把四川的生活，用英语写得更加生动和务实，这个人叫做何伟，而他的书已经在我的书架上躺了好多年了。
每天有800种语言在纽约这个城市的800多万人中流通。看到亚洲面孔，免不了多问一句can you speak Chinese。有一天在Uber上，和朋友聊天突然笑起来，司机说，虽然我不懂Mandarin……
我于是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我一直在问的是can you speak Mandarin，因为如果你讲的是Cantonese/Shanghainese，我们事实上也无法对话的。
Uber的司机主页上大部分时候不会显示种族，但会显示司机会说什么语言。一定程度上，这个城市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表面上被种族和肤色划分，事实上被语言所划分。语言决定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来源，甚至有时候决定了质量——维基百科的语言页面常常在无声地表达这一观点。
1、罗诉韦德案保障妇女堕胎权的宪法依据是“隐私权”，即1970s的最高法院认为，女性对于怀孕之后的处理属于其自我隐私的一部分，可以不被外界干涉而拥有相应的自由。且将堕胎权列为“基本权利”，对此适用最高级别的审查。
2、在美国宪法中确实从未明文规定过“隐私权”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基于隐私权的判决都来自对宪法原则的再次解读。所以罗案建立在隐私权基础上的宪法保障“堕胎权”，留下了比较的隐患。
>> 本文提及作品《万历十五年》
我一直隐约觉得中国人对“道德”是有执念的，我们非常渴望出现榜样，甚至出现完美的人。
集体主义时代评选劳动模范，后来评选“最美的人”“先进个人”，本质上都在评选道德模范。评选本身其实没有问题，公司表彰优秀员工，军队颁发勋章本质上也都是一种评选。但不同的是以成就评选还是以道德评选，什么样的人叫做“先进”的人，什么样的人又“最美”，道德既然不能标准化，那么评选标准自然就流于价值观。
所以评选道德模范，其实是在评选“符合当下国情公众意志所认可的价值观”的人。
可是道德其实是上限，单方面强调道德而忽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就容易导致对人品的苛责。所以我们的公共意志很难把“人”和“事”分开进行评价，这或许是人情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也或许是几百年来道德准则治国而留下的思想根源。
Dear……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你，
由于我至今（或者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没有打算接受母亲这项工作，所以你大概率并不会存在，而我需要对此表示感激。你不存在的这个事实会让我的信写得更轻松一些，我实在不是一个喜欢教育的家长，这和我的父母不太一样。
在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都不喜欢任何人教给我的道理，包括 10 岁时候我爸告诫我不要躺在床上看书否则会戴上眼镜这个简单的道理。
于是就像你知道的，我人生很长时间里面都戴着眼镜，且厚度持续增加。但我对此感到满意。我通过自己二十多年付出的代价证明了这个道理——躺床上看书对视力不好——而这比 10 岁时候听到的劝诫，要有分量得多。
在某些生活常识方面，我想我爸大部分时候说的话都是对的，尽管大部分时候我也不会听。少数时候，我虽然听了，世界却最终会证明对的事情不一定凑效。
>> 本文提及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鼠疫》，写于 2020 年疫情封城期间。
每天窝在家里，除了看书就是陪鲁班玩。把《枪炮、病菌与钢铁》拖出来重读了一遍，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注意过的细节，也很应这疫时的景，总结出来算是读书笔记了。
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动物被驯化需要满足的条件。
一般来说，哺乳动物、群居、不排异、性格温顺等特点对于驯化来说都很重要。而另外一条更重要的特点是，那些在本来野生状态下就群居且具有阶级性的动物，更容易被驯化。
野牛的社会会按照一头公牛加好几头母牛来组成，母牛各有不同的阶级，它们在任何时候的相处都会按照公牛、母牛A、母牛A的后代、母牛B、母牛B的后台……这样的次序。
得益于这两年什么垃圾电视剧都会点进去看两眼，还是大程度上跟上了这波适应女性观众思想变化顺应而生的文艺作品们。除了个别只能坚持 5 分钟，大部分还是看了至少 2 集，少数甚至看到十多二十集，然后又从网络讨论中看了更多后续发展，零零碎碎，但剧情基本了然。
这就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大女主"成为一种极其标准的类型片，其主要特点为，以女一号作为绝对主角展开，女主身份大概率显赫，如果不够显赫，那也一定会逐步走向显赫。
剧情除了需要表现女主的聪明才智，核心需要表现她的独立自主。又由于其中大部分都是古装剧，于是标配"女子凭什么不能 XX"，"我就是要 XX"的口号式台词。
更有甚者，大概是编剧和导演潜伏在小红书努力学习，于是有相当分量的台词直接抄自小红书流行的女性主义言论。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一件小事发生后，男主原地站桩慷慨激昂十分钟："如果她没有说愿意，那就是不愿意"，等等台词，不一而足。
我甚至可以想象编剧和导演在创作出这一幕的时候心里的暗爽：这段，就是这段，播出的时候一定会被这样截图那样传播，如此符合时代情绪的女性主义金句，这不得把她们迷死？
我过去没怎么关注过冬天这件事，尽管我确实没那么喜欢冬天，但是考虑到我在夏天的时候也一样烦躁，所以这点对冬天的不喜欢也就不算什么了。
现在想起来，我从记事起就是一个在冬天想念夏天，在夏天想念冬天的人，朝三暮四、半途而废、永远期待远方、永远被困当下。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很能解释为什么屁股坐在上海的时候愿意读海明威，但是屁股坐在纽约的时候却只想读双雪涛了。不管肉体愿不愿意踏实地面对当下，精气神儿里面都在呼喊逃离。
我对冬天的记忆分散在很多个城市里，这些城市大概分属四个纬度区域。
>> 本文提及作品包括《最后生还者》《雪国列车》《流浪地球》
末日降临之后哪有什么中央政府，圈起来的是隔离区，暴力与反暴力，武装与反抗武装；圈不起来的就是随机的人类，在随机的意识形态下组合的宗教团体、共产社区和匪帮，以及一些独立的硬核生存派。
外面世界很危险，但丧尸只占“危险”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全是为了生存而举枪相向的人类自己。
牺牲一人而救世界的故事，真的发生在眼前，如果这一人的份量足够重，哪有什么真苍生。核心的矛盾从来都不是苍生和一个人，而是这个人的主体意志与另一个爱她的意志，是否真的能够达成一致。
周末两天看完了HBO九集的最后生还者，并在豆瓣标记如上。
虽然台湾人在家里玩这游戏并且反复向我推荐很久了，但我没玩过游戏，所以关于这部剧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游戏改编的争论，我无意参与也不感兴趣。
我也不觉得男男之爱和女女之爱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单纯因为直白拍出了两段隐晦的同性爱情就号称封神，我感觉也不至于。
甚至从剧情进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对人物配角故事的插入过于独立，脱离了两位核心主角的成长线，在我看来反而并不是最好的处理。
小王学了金融，小张当了程序员，你和面试官谈钱，面试官和你谈梦想，但没关系，新华字典说你们都有美好的前程。
你这辈子的荒谬和沮丧是从出生前就开始的：
七八十年代的下海经商发大财你没赶上，不过反正你爸也没赶上；
八九十年代文化艺术大繁荣的时候你也没赶上，长大之后只能带着黑框眼镜咒骂防火墙；
你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初中毕业之后开始九年义务教育新课改；
互联网发展早期你还太小，想要转专业学代码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太老；
辍学创业拿百万风投的新闻开始冷却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大学即将结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连“什么都不会就去当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都已经人满为患；
隐约觉得自媒体已经饱和了但你还想进去分一杯羹，结果刚注册完公众号发现连咪蒙都被封了。
当代生活真是毫无安全感，你说。
Affect可能是初中最早两年就学过的单词，最近在背单词的软件里面遇到了，第一次遇见我就写成了effact，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词，我只是神使鬼差写成了这样。
背单词的软件很有意思，你越是背不对一个单词，它就会一直重复重复重复，很有趣。而每当它重复的时候，我就会继续写成effact。越错越重复，越重复越错，一周之后，这个单词高居我的错误拼写榜首，额外引人注目。
最近读完了希腊神话，弑父的情节反复出现。
一个国王年轻的时候收到神谕，说未来自己的儿子会杀掉自己成为新的国王，于是他很害怕，想尽一切办法杀掉自己的儿子或者不让自己的儿子出生。但故事就是这样发展的，无论怎么阻止，他的儿子总是最终会出生并活下来，长大之后经历各种曲折的故事，最终以杀掉国王而结束。
荒野之息我玩过两遍，第一遍因为无知，在国行机上玩的，打完了盖侬才发现国行机不能买DLC，所以额外章节的故事无法体验。我于是换成港版的机器又重新打了一遍。
第一次打完荒野之息之后，我把历代塞尔达游戏都看了一遍，不过由于很多前作都历史久远，所以事实上我只补充玩了织梦岛。织梦岛的故事很浪漫，故事发生的岛屿事实上只是一条大鱼的梦，林克，也就是你，在岛上经历的困难、故事，认识的所有人，都会在通关时刻唤醒大鱼后变成碎片消失。游戏的结束也是回忆的结束。
从这个角度上，荒野之息并没有改变故事的本质。在荒野之息里，所有的故事都在百年前就结束了。一起战斗的朋友早就死于百年前的大灾难，他们的一缕魂魄留在远古的神兽里，等你到来，帮你重新夺回神兽，然后他们也会从世间彻底消失，只是偶尔你在路上遇见吟游诗人，在那些被吟唱的歌谣里，还能听见他们在世间最后的身影。
外公的耳朵很早就听不见了，花大钱买了助听器也听不见，一个人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身边人来人往，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几年之后眼看着就变得更敏感了，对着非常孝顺的女儿们说一些大家都觉得他是累赘之类的话，说着说着就哭，在外人面前也哭，总觉得很委屈。
我妈觉得他本质上是害怕逼近的死亡。
我是在外公 50 岁生日整的当天出生的，所以我 32 岁，他也就 82 岁了，已经是一般意义上认为比较长寿的年纪，也进入了一般意义上认为对于死亡的逼近不需要感到意外的年龄。
几年前进医院抢救过一次，在 ICU 住了好多天，病危通知书下了好几次，后人们几乎已经去老家看好了墓地。当时没人觉得他能醒过来。我中途进 ICU 去看过他一次，浑身插管，四肢骨骼皮肤脉络，人作为一种"生物"被躺平放在那里，既无尊严，也无知觉。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无法正确认识自己而造成的。
大公司的员工常常无法分清公司光环与个人能力，吃到互联网红利的网红也常常因此而趾高气扬。凭借”事后诸葛“的文案分析成为百度副总裁的李叫兽，和踩着4300 万人民币进入常春藤的赵思雨一样，当他们站在那一丛耀眼闪光灯里的时候，很难不相信自己确实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和聪慧。
个人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带来的结果不过是令人讨厌而已。他们自大、傲慢、精致而利己，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很难说会带来巨大的坏处。
但是如果一整个国家的人都这么想，如果他们都认为国家取得的伟大发展仅仅只是凭借自己的能力，用三十年的时间跑完了别人两百年的历程，那么这个地方的心态就比较容易失衡 —— 从二十年前每天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友好互助、科技强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变为反黑反穆、战狼出征、要打则打。
如果恰巧这个国家的舵手也这么想，认为强大起来都是自己的功劳，就容易片面强调强大、不允许谈论缺点。到了一定阶段，由于负面的声音太少，他们也就忘记了强大之下脆弱的基础。
背景：2017 年冬天，北京为了完成其控制人口的政治目标，在城中村进行大规模的外来人口驱逐，并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低端人口”等字眼。我彼时住在北京，对此十分震惊，本文写于当时。2018 年初，我选择离开北京，到深圳居住。
前几天看到有公众号去采访北京人对这次人员清理的看法，而其中采访的三十个北京人也毫不令人失望，绝大多数表示支持。无意冒犯，但这个黑色幽默实在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在讨论北京人（即使只是一部分）是否有资格要求外地人离开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1、今天的北京人上一辈也是北京人吗？再上一辈呢？倒退100年呢？
按照本地人对城市的占有理论，今天真正有资格赶人的只有北京周口店人。由于清朝王室也是从关外打进来的，所以认真推敲起来，连溥仪都是外地人。
2、这块地皮是北京原住民的，但城市设施也是吗？商场也是吗？图书馆也是吗？地铁也是吗？
从产权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我国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没有北京人什么事儿。
我很难不对伊朗这个国家投射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强势而自大的政府、愤怒又善良的人民，乃至被国际孤立的现状、被政治高度影响的生活，和被民族主义包裹的共同情绪……透过完全陌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的都是熟悉的东西。
所以当Sima邀请我去参加她和Muhammad今年7月份的婚礼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过多犹豫，并很快订好了广州往返德黑兰的机票，请了三天假，准时到达。
马汉航空的直飞航班都在夜晚，飞一整晚再加上时差，到达伊玛目霍梅尼机场正好早上5点。这趟航班落地之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机舱广播提示女性戴头巾，人们也不像过去一样如临大敌地落地立刻穿戴整齐。
在本人贫农思维的影响下，在纽约三年多，每年羽绒服的清洗都是自己动手，直接洗衣机，然后用弹棉花土办法恢复，虽然觉得确实还是影响了一点保暖质量但也还能接受。
今年开始接受其实已经有钱了这个事实，终于动手取了一个公寓前台放置的合作干洗店的洗衣袋，因为上面写着公寓住户第一单 50% 折扣（25 刀封顶）。可能因为是奢侈公寓，这个洗衣服务也很周到：直接把衣服装进去，填个单子，交给前台，干洗店就会取走，然后送回来到门口。
我觉得这第一单的羊毛不薅白不薅，于是把冬天换下来的羽绒服装进去，2 件短款羽绒，1 件无袖小羽绒夹克。享受了一把有钱人的快乐。
早上收到了账单，短款羽绒服 45 刀，无袖夹克 35 刀，减去折扣 25 刀，本人还要付 100 刀。
今天也是贫农阶级被纽约背刺的一天。
这个长达十年的年度概览传统，其实到今年已经基本打算放弃了，实在是写不出来。
本人文学能力的丧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方面表现在过去两年更新文章的矫揉造作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每次更新都会掉几个关注这个事实上。
但概览系列写了这么多年了，好像是每年年底都必须要做的事情，断掉则前功尽弃。我于是提笔乱写一通，修改"概览"为"到此一游"。也许文字更轻盈，文笔就可以更自由。
今天打开 YouTube 看到 daily show 的主播在聊 2025，说感觉 2025 好像一片空白，一时间想不起有什么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话音未落，我立刻起身关掉了电视。
普通的一年，卡顿的一年，毫无建树，一片空白。特朗普还在玩关税，中日还在吵架，人们也还是要么谈论 AI，要么跳槽去 AI 公司……像是新的一年，又像是每一个陈旧的很多年。
成功失去了统一的叙事模板，更多的叙事模板此起彼伏，争夺对于如何度过一生的定义权。
我也肯定是被什么东西卡着了，有时候会这么想。我和 2025 其实同病相怜。
关于我爸的专业是什么，理论上应该教授什么课，我大概没什么机会探究出来了，只记得在我童年持续时间不算太长的和他单独生活在一起的几年时间里，他的身份从数学老师几经轮换变成了物理老师，中途还代课过不少其他被乡镇中学视为没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课程，比如音乐。
主课老师同时代上一门副课，是乡镇中小学常见的操作，乡镇师资缺乏，音乐、体育这样的课往往不足以拥有独立的资金聘请老师。
我在镇小学读书的六年里，数学老师上音乐课，语文老师上体育课，这都是常事。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数学和语文自己的课不够上了，或者仅仅只是老师们觉得当天不必上一节无用的休闲课程，那么你的课表上就会立刻失去一节音乐体育，取而代之的是同一个老师的另一节主课。
临近期末前，上课就像开盲盒，只有看到老师进走来时候手里具体拿的是哪门教材，才能最终决定当天要上的是哪门课。
德黑兰的机场离市区很远，国外，至少中国，飞过去的飞机都是半夜抵达，然后需要自己打车到市区。伊朗的出租车是可以在一个PC网站上预约的，就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互联网设施一样，长得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种奇妙的自洽，该有的都有。
我出发之前预约了出租车，孤身一人降落在这个首次到达的伊斯兰国家，顺从空姐的提示套上了头巾，落地，买卡，给司机打电话，一位操着伊朗口音讲英语的男士接了起来，说他在门口等我。当然是男士，伊朗恢复伊斯兰教法已经很多年了，我很难期待是一位女性出租车司机来接我。
即使是在充满冒险精神的24岁，我也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一些担忧。司机接到我，热情接过我的箱子，这样的热情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我会逐渐习惯，但在当时，令人胆战心惊。
车子甚至不在停车场，司机把我带到外面，半夜，荒凉，空无一人，路灯明晃晃的，像是一些恐怖故事的开端。我一路小心翼翼，试图拍下车牌号发给朋友，万一第二天我失踪，他们可以根据这个信息寻找我的下落。但路途颇不平坦，司机反复回头确认我跟上，过于热情让我没有空间好好拍下清晰的照片就上了车。完了，我想，如果遭遇不测，那就当是我独自冒险的代价吧。
高度抽象对自己有利，对沟通不利。所以高度抽象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选择。又因为人的记忆对经历记忆深刻，而对道理走马观花，所以高度抽象经常会变成一种智慧陷阱。
在众多问题当中，有一类问题我把它们称之为“本质问题”，也就是，尽管人们总是有可能在充分的讨论和沟通当中进一步阐释和相互理解，但是当我们最终追溯到这些本质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数量屈指可数，且无法继续分化成更多的问题。
每当这个时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赞成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认同什么样的社会，也就充分暴露出来。其他所有的分歧也都建立在本质问题的答案分歧上。
*
去年流浪地球大火的时候，有一段很久之前刘慈欣和江晓原的采访对话被翻出来，对话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刘： 在一个太平盛世，这种不相信的后果好像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在一些极端时刻来临之时就不是这样了。看来我们的讨论怎么走都要走到终极目的上来。可以简化世界图景，做个思想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 我不吃。
最近看了一些卡瓦诺性侵案的进展。事情简单总结实在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完：
在7月9日卡瓦诺被川普提名为大法官候选人之后，克里斯汀·福特指控卡瓦诺曾在30多年前两人同在高中时性侵过她，此后另外两名女性也站出来指控卡瓦诺性行为不端。
本来事情并不复杂，但考虑到通常认为在任的其他八位大法官，保守派和自由派各占四席，而刚退休的这位肯尼迪大法官原本算是偏保守的摇摆派，如果真的由卡瓦诺继任，就会在目前保守派已经掌权的情况下，在最高法院也形成保守派占优的局面。
于是这桩“性侵案件”事实上成为了一道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选择题，没有人在关心真相，反复被讨论的只有左右。纽约时报针对听证会的文章名为 She Said. Then He Said. Now What Will Senators Say? 里面写道：
那天开始时，她被问到是否确定他就是那个在36年前性侵自己的人。“百分之百确定，”她说。
最后，他被问及自己是否确定没有做过这件事。“百分之百确定，”他说。
……
最终，公众将会做出权衡。一个群体将获胜。另一群体会失败。但他们不会达成中间和解。
Molly at Large
97 Orchard 在 1901 年后把水管接进了每套公寓，在每层楼梯间装了两个共用厕所。